任剑涛：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具有哪些正确的财富观

从经济史角度看，即使一个农耕民族珍爱财富，也无多少财富可供民众来爱。“君子爱财”在中国经济伦理史的式微，恐怕与此相关。而“取之有道”逐渐变成我们民族财富观的主流，恐怕也是因为约束人们的求财冲动，是农耕民族自我约束的必修课题。到了宋明，这一主流观念发展为非常畸形的财富理念，思想家把求财当作“人欲”的表现，特别强调“存尽天理，灭尽人欲”。

在他们看来，维持生存的必需物质条件，不算在人欲的范围，是为人存活的必需。一旦超过这一界限，便是人欲发作，必予克制。克制的目标，不仅是约束人欲。而且必须上达天理，这就给人们克制人欲设定极高的目标。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者桑巴特的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自奢侈的需要。在成功克制人欲的中国宋明社会，就完全缺乏催生资本主义的伦理温床。

在16世纪，世界出现“大分流”：西方社会从规模化的手工工场发展到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进而在19世纪，实现了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使西方发生了一场依靠工商业聚财的财富革命。因为这场财富革命，人类从艰难的生存状态中腾出手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接受教育，寻求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步步递进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拒不求财，克勤克俭，很难有充分的休闲时间去思量发展问题，绝对会缺乏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其发展余地之小，可想而知。

结果就是，一个人无法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是身心合宜发展的人。首先，人的肉体生命需要成功延续。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人们无法维持生存。其次，人的生存条件越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余地也就相应增大。身心合宜成长，使一个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相反，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人们陷入生存危机。无法接受普及教育和优质教育，心智得不到应有的开发，智慧得不到该有的发展，因此人就成为一个畸形的人。

一个民族的发展，循幼稚到成熟的递进路线演进。从过程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萌生、发育、壮大和成熟，都有一个从家庭到家族，再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而形成民族的过程。民族渐次发展，逐渐壮大，走向成熟。原始民族出现的时候，因为获得物质财富的手段极其落后，物质数量极其稀少，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体制。再少的食物，都得平均分配。逐渐告别物质匮乏状况以后，人类学会了改进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生活模式。各个民族传承下来维持民族群体生存发展的独特文化，并呈现出逐渐成熟的群性特点。

一个民族，如果一直挣扎在生存线上，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有欠成熟的民族，它还没能脱离初级阶段的求存状态。只有一个民族不为物质条件所困，足以上升到民族发展的阶段，并且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个民族才被认为成熟民族。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还很难称为成熟民族，因为我们还在为生存而努力，为GDP而欢呼。这证明我们民族还是在物质生活水平的底线上感到荣耀的民族，这不是一种人类的高级荣耀。

一个民族从幼稚、蒙昧、匮乏状态走向成熟、富裕和高级状态，需要在人类精神史上刻下这个民族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个民族才能正式宣告并被广泛认可为成熟民族。对我们民族来讲，先期解决两个问题，成为民族成熟的先决条件。一是要解决聚财和散财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完整的人的教育问题。完整的人与健全的民族，才是合宜的搭配，才使一个民族具备现代民族的条件，才让一个民族有望登顶世界，有贡献于人类。

任何一个民族在从野蛮时代进入开化时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都会催生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兼教育家。在文明发展早期出现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代表了他们所在民族的心智开化程度。教育是一个民族心智开化最重要的动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接受普遍的教育熏陶，心智开化程度不够高，在精神上处于非常生涩的状态。这个民族实在难以称为成熟的民族，也就不足以在人类的精神史上留下痕迹。

譬如说今天南北美洲的土著，非洲大多数氏族部落、酋长国家，都是如此。他们还挣扎在全力谋求物质财富的底线生存状态，尽管与这种生存状态相联系，也有初步的心智开化、精神积累，其程度一定不高。他们的存在，固然值得尊重，不能被人蔑视，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率，一定不高。可以说，一个成熟的民族，首先是一个解决了物质困扰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一定发现了优于其他民族的、聚集物质财富的多种手段，也一定获得了足以供养整个民族的实际物质财富。

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的普遍富裕，是这个民族顽强生存意志的重要体现。一个民族的聚财之道，是这个民族智慧成熟的基础性指标。不能在物质财富生产上有突破的民族，处在贫困中的唯一冲动，或许就是谱写牺牲生命的一曲凯歌。而这不仅成为蔑视生命发展的托辞，也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如果聚财失败会引发相当多的连带问题：一方面，它可能带来社会的堕落和国家的腐败，让整个国家乌烟瘴气。另一方面会使人们对于生命价值、教育地位、人生目标，都陷入一个困扰状态，而不能解开人生意义之结。一个成熟民族，必须对之高度醒觉。

当下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太过爱财，人人都想发财。对之，我不会说这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人们试图发财，既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过。一个敌视财富的民族，绝对是有欠成熟的民族。因为，敌视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掩盖这个民族谋财无道的无能。一个民族发财致富、聚集财富的能力，并不是让这个民族感到羞耻的一种能力，而是让这个民族感到荣耀的一种能力。需要强调，一个民族成熟的雄厚物质基础，一定依赖于这个民族谋求财富的能力。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一个民族来讲，谋求财富是否就是一切呢？

当然不是，因为还必须考虑求取财富的目的问题。一个民族发财致富以后，怎样在心智上实现普遍开化，是这个民族必须深沉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发财致富的民族，需要将自己在生存之外的剩余财富，用于教育。一个民族发达的教育，只能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教育所开拓出来的人类崭新精神空间，是人类超越物质生活之后所打开的一片崭新世界。试想，古希腊没有苏格拉底三代师生，何以称之为希腊？古代中国没有诸子百家，佛陀传入，我们怎么设想今天蔚为大观的中华古典文明？一个匮乏基本财富的民族，何来举办教育之资？这个民族，就只有陷溺在顽冥不化的可怕状态之中。

一个民族要想进入成熟状态，一定要靠教育来开化民族心智，让民族成员们具有更高的精神意欲、更强的思考能力、更自觉的精神追求。以此产出更精粹的精神产品，让民族在激烈的民族间竞争中脱颖而出、力拔头筹。如果教育不足以开化一个民族的心智，或者这个民族还仅仅停留在通过教育来让人获得肢体、体能的发展。那么这个民族照样还深陷在物质世界之中，而不明白教育的意图和教育之致力培养全人的终极目标。

当我们民族大致解决了物质生存挑战，醒悟了通过教育塑造全人的极端重要性。此时，打通聚财与重教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之所以必须打通这一通道，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尊严，我们民族担负的群体责任与人类使命，都依赖于一个超越民族生存追求、具有远大人类使命感的民族担当精神。民族精神，一定会通过其得到高度尊重的个体成员的精神和价值，呈现为一个民族群体自我的崇高价值。而民族群体自我的崇高价值，又从民族的个人价值和尊严上直接体现出来。走出聚财的小天地，开辟重教的新风气，是促进民族成员共同发展和民族整体进步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