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吴根友 吴根友:中国哲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形而上学领域出现了蓬勃的创造生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可视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潜力既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现实运动,与一支非常可观的高素质的哲学专业队伍有内在的关系。

当代的中国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将会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哲学理论。传统中国的中道、贵和的哲学智慧在面对当今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时,为之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也将促进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诞生。

冯契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一个思想的分界线,则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展开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这近40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哲学实际上处在快速的恢复与发展之中,尤其是近20年里,当代中国哲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例,荦荦大者,就有冯契、张世英、王树人、张立文、陈来、杨国荣、赵汀阳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冯契。

冯先生晚年推出《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融合马、中、西三大哲学系统的思想资源,创立了广义认识论,提出了“转识成智”的新智慧说;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缺陷,但对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辩证逻辑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培养方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并在吸收、综合李大钊、鲁迅等的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说。

冯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亦可说是其哲学的本体论)的前提下,集中关注了认识论、逻辑学与理想人格三个大的方面问题。其哲学的基本任务而言,是要回答中国近现代的主要问题——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即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因此,他的哲学不是书斋里为了回答“哲学是什么”的纯学术性的哲学,而是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回答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因此,其哲学的基本性格是面向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与中国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哲学精神高度吻合。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其主要精髓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讲认识的辩证法,即讲从无知到知,从知到智慧的过程。从无知到知,既是一切哲学认识论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科学认识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科学实证思想的影响下,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讲从无知到知,特别关注知的本身特征。

冯先生认为,哲学还应该讲如何从知到智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如佛学中,即是“转识成智”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里即是“性与天道”的问题。在中国化的佛教里,“转识成智”就是如何成佛的问题。

在儒家哲学里,“性与天道”的问题就是成为圣人,即理想人格的问题。从无知到知,需要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得不够充分,但现代哲学已经克服了这一缺点。从知到智慧,需要遵循辩证逻辑思维。这一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而现代中国哲学因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精彩。

哲学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哲学认识要涉及价值的评价,即要将对客观世界特征与规律的认识转化为与我的生存、生活相关的为我的知识,因而会产生爱恶、利害的判断。一切价值判断都与人的理性认识相关,而且是以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世界观作为标准的。

因此,“理想人格”就其客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使自然合乎人性的要求与需要。就其主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精神自由、自在、自为特征的集中表达。冯契认为,现代的中国哲学要为普通大众提供理想人格,不是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传统的圣贤人格、大丈夫理想并不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当广大的人民群众摆脱了传统等级社会人对人的依赖,进一步再摆脱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之后,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者”(马克思语),因此“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普通大众的理想人格。

摆脱了“两个依赖”之后的普通大众,既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并能真切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因而也能体会到个人与超越的天道之间的关系。

因此,冯契提出的“转识成智”的“智慧”二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如被禅宗神秘化的“顿悟”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境界,而是指“真理的具体性”或对具体的真理的把握。

而所谓真理的具体性,或曰具体的真理,即不是简单、生硬地把一些具有正确性的普遍原则胡乱地套在一切事情上,给出看似合理实际上是附会性的解释,而是恰当、正确地把握具体事物、处理具体的事情,使人的身心都能真切地处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以上是对冯契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特征的简要概述,从这一简要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首先要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给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回答。然后在思想资源上要充分吸收马、中、西三大哲学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