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老中医去世原因 传奇老中医李可去世 霹雳手救数千心衰病人

那是他最忙的时候,从8点看到下午2点,“没有办法,因为大都是外县来的农民,拖到第二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钱。药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见,我只好自己出钱请他们吃饭”。 救治心衰病人,需要医生亲自煎药,患者服药40分钟反应正常后医生才能离开。

对那些缺乏中医知识的农民患者,李可有时需要上门帮着熬一次,让病人家属看一遍学会了才放心,并记下姓名、住址回访。 “你问我,为什么我的4个孩子都不学医,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看多了,觉得医生是个最倒霉的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

农民太穷了,许多病人没钱拿药就记在我的账上,最后只能给免了。一来二去,孩子们都抱怨,说我除了留着自家的房子住,连房底下的宅基地都卖了贴给病人了。

2005年,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病人给的钱,合人民币大约60多万,我都捐给一所大学的中医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后他终获“平反”,于1983年牵头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10年。

“那是我最苦恼的阶段,病不能不看,杂事不得不管,太浪费精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我中医院可能办不起来,但事情闹成以后我急流勇退就对了。” 1992年离休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一个月2000多元的离休工资,在县城里生活不愁,钱贴多了儿女还是有意见。

老伴其实一直支持我。有一次午休,徒弟挡住了一个外地病人,她看见了很生气,觉得人家病成那个样子,大老远跑来,挡在楼下不近人情。” ICU里的中医 一听说几个弟子运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会设在一所西医医院下面的一个部门里,师母一下子激动起来。

“不是我胆小,你一搞急救就影响人家的收入,病人进ICU,一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你一副中药才一两百块钱,惹人恨得很。

那会儿就我们两个老家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电话线就被他们拔了3次,连跟家里报个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后,李老经常穿州过省给人诊治,网上关于李老的行踪随时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样,也跟着他到处跑。

师母说的就是李老被请到某地讲学、治病时的经历。当地一名中医学校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下在这间医院的ICU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虽然是中医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医。当李老看完病人,开出治疗方案后,西医一方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质询”。

焦点是病人高烧反复不退,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整。西医已经用上了透析机、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四五种吊针,却无法退烧。 唯有李老注意到,“病人这几天总是在半夜2时左右体温升至39度以上,这正是厥阴循行的时辰,且病人时而手足厥冷,时而高热,若非厥阴病还有何可能呢?当院长问到李老病人喝了他开的药会有那些可能的坏情况出现时,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坏下去’。

” 终于李老的药用上了。病人服药后,体温由38度多降至37.4度,没有发生心衰,血压正常,初步显效。“可恶的是,交班时那个医生竟说,‘病人体温曾升至39度,但经冰敷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一开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医生是怎样纪录病程的,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中医在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医要走的路是何等艰巨!

” 李老说,院方后来决定停用中医,病人最终没能救回来。“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主持灵石中医院时,是纯粹的中医手段,心、肺、肾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从未失手。现在却每每遇到我刚把人救过来,回头就被西医的ICU收进去出不来。大家还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人说是西医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灵石调查探访,李老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数以千计,“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

时下各医院都是急救找西医、中医靠边站,而李老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任职期间,“……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广州离休干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广州某医院ICU抢救无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医手段,把脉拟方,病人服药后8小时,起来吃了一小碗面。几天后转院,因为没有交代清楚,上午一进ICU值班医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阳气刚刚恢复,这时候绝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凉的东西”。

下午病人开始昏睡,再没醒过来。李老回忆起这些,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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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病人难找 李老这次中风,主要是因为一个月前的广东之行,“看病看得太疲劳,气候也不太适应,瘦了3斤,体重只剩下87斤。现在咱俩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瘦子”。他边说边笑着拍拍记者的肩膀。 尽管中心已经运作得颇有眉目,师母还是担心师父的身体经不住辛劳。

“还有建西、乐凯他们呢!这些孩子们都不错,在现在这个医疗环境里左突右冲,挺不容易的。”李老宽慰师母。 而他所说的“不容易”,是指目前许多对中医的管理规定束缚了中医的手脚。

如果按照药典的用药规范,李老这大半辈子竟然现在“非法”行医。那些谨尊师命在各地脚踏实地、治病救人的徒弟们,免不了也时常受此困惑。 有一个笑话:两个医生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人是怎样死的?答曰,死就是死嘛,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啊。

那人便告诉他,人是被折腾死的。 福建漳平市中医院的李建西对此深有所感。“现在好病人难找啊!我自己常琢磨,为什么师父当年处理很多危急情况,一副药下去就形势立转?现在的病人,轮到中医手上的,都是经过西医无数折腾后没有效果的烂摊子,中医要收拾这个局面得比以前费数倍的力气和周折。

一旦效果不好,还要背上中医治死人的骂名。” 带艺投师、自认“在李老处得见中医精髓”的李建西,去年明就遭遇了一场风波。

一乳腺癌患者慕名而来,建西见她双臂麻木、双下肢无力,确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椎,诊断后他药方中开出附子90克,服后因癌细胞扩散迅速,势难遏制,导致截瘫。其夫是名乡医,认定妻子病情加重全因用药过度,遂与医院及李本人发生纠纷。

后经省市两级医疗鉴定,证实患者病情变化与用药量无关。甚至有医生讥讽他开药是“神经病”。因此,他在自己的诊室门口,贴了一份“药典告示”,明白无误地告知患者,“重药克重病”,“以毒攻毒”。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重病、大病患者,医患之间几乎都没有第二次机会,李建西同样承担着风险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明哲保身和抢救生命之间,“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病人的信任也因此格外宝贵,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就建立在医生平时积累的医术和医风的口碑之上。

因为老药工的炮制技术濒临失传,药材质量缺乏保证,“我没事就去医院的药房转悠,不是我喜欢,而是因为我怕,最怕中药的就是中医”。记者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小壶,就是专门用来试煎、试尝中药的。

疗效决定一切 对于中药的使用,熟知西医规范的孔乐凯认为:“西医的规定里,急救时对许多药物的使用可以超出常规用量数倍,中医药典却不分情况一刀切,比如附子超过 9克就可以找你麻烦。

重症急症的用药量理应放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规定。目前的规定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只允许西医急救,而不允许中医急救。而西医手术、介入、甚至部分药物运用等治疗都需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用中药重剂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时是否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另外重要的一点,应该建立中药质量评价体系,对药量的规范必须以药材质量为基础,生药主要成分含量不同,用量自然不同。

” 孔乐凯原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生理学硕士。

读了8年的西医核心课程之后,他觉得西医理论无法解答他对人体和疾病的许多疑问,转而自学中医,2001年考取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博士,20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学校附属医院做一名内科大夫。

“读博士时我一度很郁闷。我放弃了13年的西医探索,转到中医领域,却发现中医临床拿不出效果来,博士有什么用!在最苦闷的时候,遇见了李老。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师父指给我一个方向,这才是正路。

怎么证明?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之前,我和社会上那些我接触的中医大夫没有本质区别。” “现在学生好找,李老这样的临床大家做老师,难求。李老身上最宝贵的一点在于他敢于治病,遭遇急危重症敢用雷霆手段,这源于他的能力和自信。

中医院校的老师自己对临床都没有信心,怎么教学生?” 谈起去年网上签名呼吁“废除中医”,孔乐凯倒是毫不激愤,而是坦言:“我觉得那些签名者或许曾经深受其害,受中医缺乏疗效之害。

一个病,西医能看的,中医勉强;西医不能看的,中医也不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外力的保护、扶持有什么用?没有疗效的医学只有死路一条,把医疗交给市场,市场自然会去选择。” 孔乐凯认为国家应鼓励有能力的中医大夫创办中医研究、医疗、甚至中医教育机构。

目前国内中医研究的现状是以西解中,而各级中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按西医的模式运行。这样的体制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高水平中医大夫的成长。“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生活方式是白天看病,晚上看书,收入靠诊金,职称靠病号量!

你是医生啊,你得治病,你不是实验室里摆弄老鼠的科研人员。” 早有业内人士对记者戏言:“现在的体制留不住好中医。医院养活的人要呆在医院里,养活医院的人最好是出来。

” 记者赶到济南当天,正逢孔医生出诊。“外地来的优先,上年纪的优先,剩下的人才按挂号顺序。”病人见记者面露不解之色,解释道:“这不是医院的规定,是孔医生自己定的,挂他号的都知道规矩。

” 小救命先生 一直忙于为传承师父的经验而在广东成立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奔走的吕英,这些天终于松了口气。与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合作的课题——“李可破格救心汤救治难治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终于在6月底正式上报广州市科技局。

虽然审批结果要等到9月才能揭晓,但准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只要吕英医生出诊,人们常常看到天河区妇幼保健院一楼—大早便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一家台湾人看病,连4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凌晨3点也被妈妈用背蓝带着一起排队,因为医院规定一个人排队只能挂一 个号。

自2001年,吕英的日门诊量就超出100人,她坦言,“那时候是以数量取胜,虽然人多,但病种单一,主要都是一些常见多发病。”2005年,吕英被广州市选拔为优秀中医临床骨干,为了保证理论培训和临床跟师的时间,经院办决定,她的挂号量减为日70人。

拜入李可师门后,接手的大病越来越多,2007年,挂号量减少到最低的60个,但她却感觉比以前累很多,因为“对付这些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有时光是看西医诊断资料就要十几分钟,虽然这些对我只是参考,但这也是对病人的尊重。

越是重病号,你越要跟他耐心解释,尤其是三阴伏寒的患者,用仲景原方原量会出现不同的身体排毒、排寒反应。

医生是给者,病人是受者,双方的沟通、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病人自己抗病信心的增强,对治疗效果往往帮助极大”。 “我经常推荐病人看一些中医的普及读物,有些病人刚开始还以为我是推销书的。”吕英笑着说。

“但现在不会了,许多哮喘患儿的痊愈使他们的母亲纷纷加入自学中医文化的行列。” 之所以空军医院同意合作立项,还与吕英的一个徒弟有关。原广东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许天祥身患肺癌,渐并发脑、肝及胰腺等多处转移,今年经肿瘤医院与空军医院会诊后确定了治疗方案。

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后病人出现全身衰竭,神志不清,仅余一丝呼吸,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已有心理准备的家属便通知亲友赶来告别。 其中一个朋友见老许气喘不继、痰声碌碌,实在辛苦,于是介绍吕医生。

家属抱着“至少可以让病人走得少点痛苦”的想法,找到吕英。当时她刚好去山西看望李老,于是让自己的一个徒弟出诊。 徒弟把诊治情况告诉她之后,她只在破格救心汤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药量,并加入小半夏汤,以期挽救性命后避免痰液赌塞气管而功亏一篑。

结果病人服药次日下午3点,已经可以连续说话。 空军医院的领导非常震惊,一个20多岁的小徒弟就能救人于濒死,这就是双方合作意向开启的契机。

李老知道后,在饭桌上对着小徒孙呵呵一笑:“就叫你小救命先生吧!” 随后的40多天里,病人停用一切西医手段,恢复正常饮食,偶尔还可以坐轮椅外出半小时。最后虽因病情过重去世,但是在睡眠中安详离开。 目前,东莞、珠海等地的医疗机构也正积极与李老联系,建立临床经验传承与研究的基地,短期内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

另有马来西亚和澳门欲开办中医学校,邀请李老及其弟子前往讲学。 “建西,今年会有大变化!”“师父,是今年的五运六气要出现大变化吗?”“乱讲。你准备举家迁到广东吧,形势变好了,中医发展需要人啊!”李老忙着把消息通知散在各处的弟子们,急切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