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杨荫榆 再论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内容提要: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一直能受到特别的关注,与鲁迅本身的影响力有关。以往对此的考察,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评价,大都只站在鲁迅的立场,而未给杨荫榆一方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重要的是回到历史过程中去,更多考虑到人性本身的多面和复杂性。
杨萌榆无论在学识、资历、经验都可称得上是担任女校校长的绝佳人选。风潮开始后,杨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对决,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开除包括许广平在内的六名自治会干事之后,鲁迅等多位教师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并将杨塑造为不学无术、反动落后的形象,女师大风潮逐渐成为教育界关注焦点。
杨为了化解风潮,采取了相对决绝的方式,甚至带领军警入校执行封校命令,使学生一方变为主动,杨最终被迫辞职。
关 键 词:杨荫榆 女师大风潮 学生自治会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变革中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反思”(课题批准号:11JJD880011)的研究成果之一。
1924年2月,杨荫榆正式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此时的她,新近自美国留学归来,踌躇满志,又深得学生的爱戴,成为接替被学生驱赶下台的前任校长许寿裳的不二人选。[1]但不到一年,在这所已经升格为大学的学校里,学生们又重演了驱赶校长的一幕:她们先是到教育部陈述校长杨荫榆自掌校以来24条罪状,呈请即日撤换;又于次日致函杨荫榆,要求其自动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2]。
这篇态度决绝、语气严厉的宣言,出于不久前还热烈欢迎她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之手。自此,围绕着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与校长杨荫榆、教育部长章士钊以及各方利益群体之间,迁延一年有余的女师大风潮就此拉开了帷幕。
迄今为止,对女师大风潮的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人民出版社,1978)一书,从革命史的角度分析了风潮背后以鲁迅和学生代表为主的革命力量与杨荫榆、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
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作品,该书也奠定了女师大风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格局。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将冲突斗争的思路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女师大风潮背后还有教育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以及政党间的权力之争。
①相对而言,学界对杨荫榆个人的考察则相对较少,基本上是以生平介绍梳理及史料考证的形式展开。⑦其中以日本学者樱庭弓子的《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一文,最具“了解之同情”,提出杨荫榆与学生“分歧的根本在于时代的差别”,她被认为不适合当校长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的,“她越忠实自己的职责,就越加深与学生的矛盾”。[3]
女师大风潮大致可以划分为“驱杨”和“反章”两个阶段,以杨荫榆武力驱逐学生出校并由此酿成的“八一惨变”为分割线。“驱杨运动”从1925年1月底持续到8月初,有近七个月的时间,学生自治会与杨荫榆之间的争斗,也经历了互不相让到学生一方力量逐渐占优,并由此占据了主动的转变。
以往对这段史事的分析,基本上只采信鲁迅的论述,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评价,大都只站在鲁迅的立场,而未给另一方杨荫榆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即便是引述杨荫榆的言论,也多是为证实其为阻碍进步学生的罪魁祸首。
鉴于此,本文希望能够并置女师大风潮中多方力量不同的表达,特别注意杨荫榆言论的收集,解读其在女师大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风潮背后产生的原因。
一、女师大与女校长
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大学并不完全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与学校历史传统与文化交织在一起,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行事方式以及性情能否与大学的品性相合,更是影响到该所大学的实际走向:如果两者相合,学校大多会渐渐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比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而如果两者不甚相合,则校园风潮往往极易发生,一般的结局或是教员学生驱赶校长或校长开除闹事学生,比如罗家伦之于清华大学,杨荫榆之于女师大。
校园风潮对大学的影响,其负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想探究原因,分清责任,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就能辨明,时局、人事关系,到各方背后的观念冲突,甚至是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都是要考虑的范围。换句话说,只有在厘清史实,认清事件的多重复杂性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的解释和学理阐扬。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8年建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该校最初是为培养女学教习而设,民国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4月再次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府。1924年5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女高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首任校长。
在许寿裳任内(任期1922.7-1924.2),女高师完成了“改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还未等看到女师大宣布成立,他便被学生赶下了台。
在女高师几任校长之中,许寿裳的任期相对而言并不算长③,但正是他把女高师“从一个相当于中学的学校改为专门以上,从那些设备简陋到规模略具”,可谓劳苦功高。[4]123但他任职不久,女高师学生即于1923年7月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并提议由新近回国的女高师原学监杨荫榆接任。
④女高师部分学生为了催促许寿裳离职,甚至不惜恶言相向。[5]从平日的性格来看,许寿裳与学生的关系显然还没有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周作人就曾评价过他是“一个大好人”,只是对于学生的要求“总是迟疑不决”,即便“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
[6]343许广平也承认许寿裳本是“没有什么瑕疵”,被逐不过是“欲加之罪”,即“大艰难的成绩不在意,却从极小的不留心到的地方寻瑕求疵”。[4]124
与此同时,杨荫榆自美国学成回国的消息也开始在校内各处流传。欢迎杨荫榆也就成为学生迫使许寿裳下台的一个筹码。女高师的学生之所以希望杨荫榆可以掌校,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她与女高师素有渊源,曾担任过舍监的职务,颇具威信且深得学生喜爱;二是以女子出任校长,开女界之先声,符合女权论的潮流。
[7]许寿裳辞职后曾推荐杨荫榆继任,也有过类似的表示,“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6]343。
许广平也承认,“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
”[8]296自“五四”后,因留学经历或专业学习经验而带来的“新派”标签也已经成为衡量校长是否称职的标准。常道直在分析学校频发风潮的原因之后,就曾提出了要使“教育趋于职业化”的问题。他希望可以将真正有志于以教育为职业者组成全国教育界的同业联合会,只有具有专门学识、经过专业的教育的训练和经验者才准许加入。
[9]此种办法最大的效果在于强调教育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只有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后才有从业的资格。
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杨荫榆无疑有着相当辉煌的专业履历。自1902年起,她先后就读于锡金公学、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学堂。1907年被江宁学务公所派遣为官费留学生,入日本青山女子学院学习,后又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
1913年,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及数理教员。1918年,即被教育部选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1923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10]92-98可以说,早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又曾有专业的教育学研究经历,再加上留学美国的学术背景,都是杨荫榆获得众人青睐继任校长的原因。
女高师作为国立最高女子师范学府,其示范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女校学生身份特殊,对于女权问题都相当敏感,对于女子能否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更是一直竭力争取。1912年,女师大前身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就曾因“教生”(由在校学生中选取高材生为附设小学的教师)是否可以享有特权的问题掀起轩然大波,延续数月。
因该校监督吴鼎昌处理不当,引起学生激烈反应,并逐渐演变为对女子教育争取权利的斗争。[11]此后,学校名称、章程虽屡有变革,但学校做全国女学之榜样的风气与传统仍多有继承。特别是经过“五四”的洗礼,杨荫榆成为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无论对于女师大,还是对于全国教育界来说,都是一种表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1924年3月底,杨荫榆就任女高师校长的消息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并有与学生“感情素洽”,可收“驾轻御熟之效”的评价。[12]女高师校内“一部分人的欢迎声,校中的贴纸写出欢迎字句,应有尽有”。[10]296作为研习教育学的专业人士,杨荫榆在留美期间就颇为注意观察美国教育状况。
她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上以公开信的形式,详细介绍了赴美后的学习状况,以及大学校园课程教学状况、生活状态、社会风气等等。
[13]她还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上发表了《性教育之误解》一文,介绍欧美性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礼俗之间关系,对学校内如何开展性教育也有详细的描述。[14]据杨绛回忆,杨荫榆十分看重曾在女高师任教的经历,对学校的各种新变化更是时常挂念。
[11]她曾从美国写信给女高师自治会诸位同学,详细询问校中情况。她称赞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行为,对学生们能从提倡国货、教授贫民、劝止烟酒和缠足等小事着手,做到了“不务虚名,不辞劳苦”;同时她也提醒学生“荣誉当得知于己身过世之后”;即便是大事业也须从小事上着手,不必每件事都要惊天动地,“盖当世之荣誉不易得,虽得易朽;死后荣誉,方能经久也”。
[15]这些话字字出自于肺腑,并无矫揉造作之态,与其在女师大风潮中一贯被人们所认知的形象可谓大相径庭。与此后风潮中学生一方建构的杨荫榆形象相比,杨荫榆自己的叙述应该是更为可靠的,更能体现其行事方式与性格特点。
可以说,杨荫榆在担任校长的最初阶段,与女师大的教职员、学生及北京其他各校的关系相当融洽。作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她回国后曾受到清华学校教育学社的邀请,围绕智力测验问题做过专题讲演。虽然题目稍觉专门,但演讲“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颇能引起听者兴趣”,听众皆反应受益匪浅。
[16]就任校长不久,正值“五四周年纪念”,她还出席各校学生联合纪念会并发表了演讲,可见与学生之间关系并不疏远。[17]可以说,从其一贯的性格来看,杨荫榆是办事一丝不苟且颇有想法之人。与同时代出掌大学的女性校长(如吴贻芳、郑毓秀等人)相比,其学识、资历、经验都可以称得上毫不逊色。
不过杨荫榆就职不久,女高师就闹过风潮。据《申报》报道,教员张泽尧、程千云、许世璿、曾绍舆等15人与杨荫榆久不相能,又以设董事会及改建大学事发生龃龉,于是联袂辞职,不再到校。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处于半停顿状态。
[18]因与学生自身利益休戚相关,此事件一出,女高师学生也立刻做出反应。具体意见可大致分成“拥杨”“反杨”和“中立”三派:“拥杨派”认为,教员去留,自有校长一人主持,毋庸学生过问;“反杨派”则认为,教员因反对校长去职者已达15人之多,不能因校长一人之故,致使学校陷于停顿;“中立派”则以各系毕业生为主,多主张调停,并不希望更动教员,也不坚持排杨立场,只要保证能照常上课即可。
[19]为此,学生自治会又开会讨论办法,经最终表决,同意全体挽留者占多数。
[19]此时学生意见虽有分歧,但大致仍属于就事论事范围,与校长杨荫榆并无直接交锋。但其间的不同立场也提示了对于此后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也要考虑到更多的可能性。
教员辞职事出之后,杨荫榆曾邀请辞职教员饮宴,希望借此“杯酒释嫌”。但当日辞职教员无一人到场。还另有消息传出,辞职教员中有数人态度强硬,表示“非杨校长去职,则彼等决不进女高师校门一步;只要杨做校长,此次风潮万无调停余地”。
出面调停的教职员李大钊、马裕藻、李泰棻、罗庸等17人,也深觉事态难以扭转。杨荫榆的做法显然是希望能以私下较为轻松的方式解决危机,但辞职教员的强硬态度也使得此事难有回旋余地。于是,杨荫榆转而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另聘新教员到校授课,而对于已辞职教员则分别挽留或予以辞退。学生方面虽仍存不同意见,但因学期末临近,也开始完全上课。[20]女高师此次事件才最终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