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下跪周秋波 陈延年 宁死不下跪的陈独秀长子
9月底,陈延年到达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与奉调从法国回到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一起工作。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为止。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被工友们亲切称为“老陈”。
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总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党史研究者孙其明在搜集陈延年生平资料时,发现关于陈的婚恋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从未恋爱,原因也有两说,一是他长得其貌不扬,得不到年轻姑娘青睐;一种是他工作太忙,无暇恋爱。
据说陈延年曾和友人聊天时说:“中国女人的心里,真是不可思议的标准。强健的体格是一个重要条件,在苏联,面孔白白的,没有胡子的男人,会被女人遗弃的,但中国女人偏喜欢小白脸,所以我的大黑脸,在中国就永远找不到女人了。”也有人说,陈延年和南昌起义负责人之一谭平山的妹妹谈过恋爱。这些已无从考证,但陈延年确实没结过婚。
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党课制度,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也是党内较早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在广州工作的3年多,是陈延年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许多当年和他共事过的同志认为,其最突出的功绩是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如今史书上多见邓中夏和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但其实主要在幕后策划和指挥的陈延年也是重要领导人,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作出的。他偶尔公开露面给罢工共人做报告,也是用化名。
其时,陈延年兄弟均是中央委员,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平时在党的会议上,父子间均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6年,广州“三二○”中山舰事件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引起陈延年的无比愤慨。一次,他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
”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还曾向陈独秀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
宁死不跪
192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准备反对蒋介石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不久接替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以后决定江浙省委分开,陈延年被委任为江苏省委书记。从两广区委到江浙省委、江苏省委,陈延年都勇挑重担,担负着繁重、艰巨、危险的任务。
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党和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省委机关开会。会议中间,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秘密交通员被捕,而此人了解省委机关的地址!
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回到恒丰里104号探视,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料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结果他和韩步先等四人寡不敌众被捕,另二人逃离。
起初,国民党兵不清楚陈延年真实身份,当时陈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敌人断料不到,这个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的人,竟是中共省委书记。
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后,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大洋将他们赎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则收到一封署名“陈友生”的信,上写:“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心急如焚的汪找胡适帮忙。
胡适遂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岂料所托非人,此时的吴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又对陈延年当初“背叛”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怀恨在心。接到胡适的信后,吴欣喜若狂:“老陈(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
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杨虎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由于韩步先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
陈延年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傲然挺立、宁死不跪的陈延年最终被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乱刀砍死。蒋介石唯恐舆论谴责,又气急败坏,亲自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
据说,当陈独秀得知长子被害的消息,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记者/邵乐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