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的子女 吕日周:别给改革者扣上“有争议”的帽子
但是现在,在经济体制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精神领域、道德领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申纪兰式的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典型,一方面则是谋官、谋钱、谋玩的人,出现了“道德干旱”、“道德”,甚至出现了“道德海啸”。
这就会严重影响和损害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说明,我们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与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制度不完善,好干部就成了稀缺资源,对这种稀缺资源,我们更应该去珍惜、爱护、支持。我对仇和的关心,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经济观察报:仇和当选副省长后,我们曾发表文章说,仇和不搞以权谋私那一套,他在乡下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与那些周末回省城度假的官员也不同,他非但一个人去了贫瘠的苏北,还把妻儿从省城移居到苏北。
可以说,仇和在这方面声名清卓,的确是一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但问题是,批评仇和的人说他过分插手行政事务,说他漠视正当程序推进改革,他们很难将这些与“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划上等号。
吕日周:不靠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仅仅靠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必须把体制内的艰苦奋斗与体制外的自主创新结合起来,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要支持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体制外的自主创新”,是指什么内容?
吕日周:就是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其实,对领导干部在体制内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家都没有更多歧议。歧议主要在这个“体制外的自主创新”上。自主创新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文件支持,上级对你的支持也永远是滞后的,因为上级支持你要比你本身承受更大的风险,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在体制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已属可贵,在体制外敢于大胆创新更是不易,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则更难,这样的人寥若晨星。
我看,仇和就是把这两者完整结合在一起的模范共产党员,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宁可不要仇和”,这是你的一厢情愿,不要仇和对你没有影响,但对当地老百姓可有影响啊。
经济观察报:但也有人认为,仇和干的不少事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比如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比如强制拆迁。有一个细节被一些评论者反复引用:“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仇和治下出现这样野蛮的场面,难免使人心生恐惧。
吕日周: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份报纸的一篇报道而来。以一篇报道为依据来评价一个人,难免有失公允与全面。我记得那篇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说仇和走在一群干部的前面,显得有些落寞、孤独,这就过于主观了。
他要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投票中能得到那么多票呢?一个领导干部在现实当中,他可能走在前面,也可能走在后面,更多的时候,他会走在中间,实际上,报道中的仇和与生活中的仇和,差别是非常大的(仇和说过,“我对那些关于我的争论评论文章有两句话:‘望文生义,郑人买履。’好多人文章写了一大堆,但他们从来没有到宿迁去看过”。——记者注)。
在对于这一类人物的探索性报道中,“主流”媒体从不轻举妄动,一般不会参与,对此我也能理解。但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些社会化、市场化媒体受条件影响,采访中得不到党政部门提供的支持,为吸引“眼球”,难免事实有出入,评价有高低,顾此失彼,丢三落四。
此外,道德风险也对媒体有所影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而民间往往受这些宣传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市场媒体,都应该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你们的一言一行,关乎评价,需要谨言慎行。
当然,再严肃的媒体,也不可能完全如实反映一个客观现实。比如我在长治,让前去采访的记者写长治的“班子”,但人家说那样没法写,就写我一个,结果别人做的事也可能安到我的头上,实际上每篇文章都有拔高。还有,过去报道我对老百姓的感情深、关心多,但我对干部的关心就没有人报道,似乎我对部下总是横眉冷对。
我与仇和其实都有“严”与“慈”的两面。“慈”是以人为本,是关心人、尊重人,而针对领导干部的“严”,也是一种关心与保护。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严父慈母”就是一种最佳结合,现在,一个领导干部没有这两手,也不可能把一个地方搞好。所以,我们应该理性、辨证地看待仇和,尽量深入地了解他,而不能依据一点点资料就对他下定论。
经济观察报:人们的确一直在把你与仇和相提并论 ……
吕日周:把我与仇和相提并论,我有沾光的感觉。我不如仇和。仇和是我的榜样。他在宿迁的改革力度和与勇气,都比我大,而我为了班子的团结,作出过一些妥协。今年我去西沟的时候,申纪兰对我说,我们不能有任何一种悲观泄气,不能只会抱怨和发牢骚,甚至对党说一些不恭敬的话,不要把我们遇到的问题记在党的账上,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遇到体制漏洞,就会利用这种漏洞谋私,另一种人发现了体制漏洞,就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上,仇和就是这种奋不顾身的人。
他不是在那里长吁短叹、无所作为,而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见了问题就处理、就解决。细节之中有大节,小事之中寓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仇和是一个英雄。我们塑造过很多牺牲了的英雄,但也应该发现这些生活中的英雄。
经济观察报:我一直认为你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是不是也因此戴上了与仇和一样的“人治”帽子?
吕日周:我吕日周不想当英雄。我不稀罕这些虚名。我只是想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事情,他们的苦难太深重了。我的家庭就是一个缩影。我父亲一生就下过一次“馆子”(饭店),就是这一次,他说了一辈子,说有多么好吃多么好吃。
我与人民的联系,我对联系群众的认识,与我自己的这些经历有关。我知道我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身上有的缺点和欲望,我都有,官场的缺点我也沾染了不少。但什么是人治?我吕日周解决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代表市委去行使权力,就成了人治了?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就是人治了?这样的人治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单给吕日周扣上这顶帽子?乱扣“人治”的帽子,就是对民主集中制和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否定。
如果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也算是人治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治就是越强越好。
当然,作为历史上的人治的受害者,我知道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从长期来讲人的作用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所以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终不再需要领导干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后来我在长治也力图用制度建设解决问题,长治走向了“五大监督”——首先是长治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然后是以人大牵头的法制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新闻舆论监督,还有民主党派监督。但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一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不过人们感觉你与仇和总在做着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你们的身上已经贴上了“有争议”的标签。
吕日周:在体制内我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一把手”率先垂范,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做的都是普通的事情,如果大家对这些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只能说明做这些事的人少了,就把我变成一个异端了。
而在体制外的自主创新上,你不担风险谁担风险?要等统一了思想再干,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在干的过程当中统一思想——这是万里同志亲口对我讲的。现在有大量的问题存在于社会上,没有人去解决不行。我们不能只空谈道理,却放着问题不去解决。
要解决问题,就要敢闯敢冒,不冲一下,时机永远也不会成熟。不拼上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模范带头作用。任何一个改革突破,都是从模范带头作用开始的,大包干不是吗?我参加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改革就是这样一步步推动的。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就是在无数个这样的突破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评估、演绎、研究、归纳,最后形成文件,形成法律,来解决全面问题。如果这些案例无人过问,让它自生自灭,改革就不能前进。没有案例的突破,哪有法律的建设?如果给每个这样的案例都戴上“人治”的帽子,谁还敢干啊!
实际上,我也不是完全认同仇和的改革,比如宿迁卖小学就有些不妥。但改革应该允许失误。
我们的社会对改革者要宽容,不要随便扣帽子。理论界、法律界的批评也还无所谓,更可怕的是党内有人以组织的名义给你戴上“有争议”的帽子。“右派”的帽子还可以摘,但一旦戴上“有争议”的帽子,你是一生也摘不掉的。我想,如果仇和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没有那么坚定的意志,早就让这顶“有争议”的帽子压倒了。
经济观察报:直到现在,还有媒体试图展现你在长治的另外一面,不仅是讲你“有争议”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反面的评价。
吕日周:不要计较这些事,历史会证明一切。过几年,你再到长治做一次调查,一切真相大白,高下立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