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阳参同契 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一书,早已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炼丹著作之一。其实,中国炼丹术源远流长,在《参同契》之前,已有丹经出现,如现存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和《太清金液神丹经》均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都是最古老的炼丹著作。
然而这两部丹经为具体丹法的实验记录,远没有象《参同契》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参同契》一书自唐以后,地位日隆,至宋终于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张伯端《悟真篇》)、“丹法之祖”(《周易参同契解》王夷序),在道教内炼典籍中占有独特地位。
近年来,《周易参同契》的丹法理论及其科学价值愈来愈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某些研究成果被各类科技史著作和教科书引用,广为流布。因此,认真探讨《参同契》的内容,发掘其中科学的思想,不仅可以揭示道教百部丹经的奥秘,促进道教养生学、道教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将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增添光彩。
关于魏伯阳的事迹,正史里没有记载。最早记载其事迹的是葛洪《神仙传》。该传说:“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将三弟子,知两弟子心不尽诚,丹成乃诫之曰:‘金丹虽成,当先试之,饲于白犬,犬即能飞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
”伯阳入山时,将一白犬自随。又丹转数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暂死。伯阳故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犬即死。
伯阳乃复问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与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耻复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
”伯阳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顾谓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长生耳,而服之即死,当奈此何?”唯一弟子曰:‘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无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复死。
余二弟子乃相谓曰:‘作丹求长生耳,今服之即死,当用此何为?若不服此,自可得数十年在世间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殡具。
二人去后,伯阳即起,将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入,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弟子见书,始大懊恼。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
这段叙述,情节离奇,但它说明了这样一些基本情况:第一,魏伯阳出生官宦人家,但性好道术,善养生,唯以炼丹修道为重。第二,他著有《参同契》、《五相类》等炼丹著作,且在葛洪以前已有注本流传于世,但少有得其妙旨者。
《参同契》成书问世后,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注本,注解者为著名的易学家虞翻(164-233年)注本今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易”字下曰:“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其后,清惠栋、张蕙言及今人胡适、王明、孟乃昌亦认为,虞翻确注《参同契》,“实为历代研究《参同契》之第一人。唯似亦未能理解全书真义。”(孟乃昌《周易参同契孝辩》第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南朝继东晋而立,江东炼丹传统一脉相承。先有名士江淹(445-505年)嗜爱炼丹术,写过一些有关炼丹的诗。如《赠炼丹法和殷长史》曰:“身识本烂漫,光曜不可攀。方验《参同契》,金皂炼神丹。”(《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江醴陵集》卷2)他提到了《参同契》,并明示以此指导炼丹。由“赠炼丹法”,可见《参同契》所讲炼丹过程已被人们熟悉和掌握。这是一承前启后的重要史料,它表明《参同契》的流传有序。
之后,陶弘景提到《周易参同契》。在所著《真诰》卷12《稽神枢》云:“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主试有道术。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陶弘景注:“《周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
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洛阳市长。”这段注文,已不见于现存的《参同契》中。对此,余嘉锡考证说:“弘景所引,盖《参同契》序中之文。
汉、魏人作序,皆叙其书之源流及其人之仕履,与刘向《别录》之体同。故此序中详载淳于叔通始末。今本《参同契》无此篇,殆传写佚脱,否则后人以其非本文而削之也。”并说:“弘景此注叙《参同契》源流本之旧序,最明白可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中华书局版第3册第1212页)
按陶弘景注所说的淳于叔通,名“翼”,确为东汉恒帝前后之人。袁宏《后汉纪》卷22说:“(度)尚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见长吏。”《开元占经》卷120引《会稽典录》说:“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
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蛇有鳞,甲兵之应也。”干宝《搜神记》卷6亦载此事:“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
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至唐玄宗时,有绵州昌明令刘知古作《日月玄枢篇》,重新提到:“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
”(《道枢》卷26)五代后蜀彭晓亦说:“真人魏伯阳者,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诸纬候,恬淡守素,唯道是从,每视轩裳如糠秕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
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由此可见,魏伯阳、淳于斟等皆为东汉时人,《参同契》当成书于桓帝之前。
北朝也有《参同契》的踪迹。据《魏书·释老志》载,魏道武帝时,有人“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魏太武帝、孝文帝、北齐文宣帝也都炼过丹,史籍有征。《参同契》在此氛围中因而流传。北齐颜之推博览群书,作《颜氏家训》,其《书证篇》曰:“《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
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按此即《契》结尾时之隐语,内藏魏伯阳之名,北朝时已有人解其隐语。颜之推无关于炼丹,亦不晓其内外丹理法,愈是这样愈说明《参同契》在社会上流传颇广,故纯为儒士的颜氏都读过此书。
隋唐之际,《参同契》为更多的人知晓。隋代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60有《周易参同契》曰:“吉(古)记提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王阳加黄牙。”今本中有这段文,故可证此书流传隋代。
又隋代苏元朗倡内丹说,撰书亦引《参同契》为据。《文献通考·经籍考》曰:“《龙虎通玄要诀》一卷,晁氏曰苏元朗撰。以《古诀龙虎经》、《参同契秘》、《金碧潜通诀》文繁而隐,故纂其要为是书。”入唐,炼丹术大盛于世,《参同契》学也大发展,一为注释,二为运用,由外丹火候、药物及于内丹修炼。作为注释本,已有托名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和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正统道藏》容字号)问世,实为重要。
孟乃昌通过对26种唐宋丹经的详尽考证,证明阴本、无名氏本早于彭晓本。他说:“阴注本处处只以金水二字注全书,即指金石药物铅汞;容注本几乎以唐代各种炼丹成就附于《参同契》名下,任何字句均看朱成碧,释为外丹,成为千古《契》注外丹得没法再外丹之作,固可视作中唐以前炼丹总结,由此窥唐代炼丹面貌。
总之唐代两个《参同契》注本,即今存最早的两个注本,都是外丹注本,连《契》原来的一些内功叙述也浸没了,这代表外丹家认为《参同契》是外丹书。”(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第109页)
从原存在世的唐代丹经原著中,可以看出唐代炼丹术已较普遍地以《参同契》为指导,且多兼及外丹、内丹而言。明确辨析《参同契》应为内丹而非外丹者,当推唐玄宗时的刘知古。据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2载,刘知古字光玄。
其先彭城沛人。“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历官临邛令,故大父与其考因家于临邛。”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长而秀壮,“而正视名利若仇雠,惟从事于道。”其著《日月玄枢篇》谓:“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
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并解释“还丹”非金石药物所成,乃“阴阳之气所为变化,顺天地之生成,合金水之自然。”最后还转入了对外丹术的批判。(《道枢》卷26)其后五代前蜀隐士范德昭读《参同契》而悟丹道,著作《通宗论》、《契真刊谬论》、《金液还丹论》,流行于世。
至后蜀彭晓,辑《参同契》,分为九十章而详加注释。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3载,彭晓为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炼,自号真一子。与击竹子、何王云善。孟蜀时明经登第,累迁金堂令。遇异人得丹诀,注《阴符经》、《参同契》、《金钥匙真一诀》。”其注本题名《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为承前启后之作,内容外丹、内丹兼及,唯其注解语言较为显明,章节清晰,故后人常依之。
以上论述说明,《参同契》由汉至唐,其间传播不绝如缕,足证绝非后人伪作。其内容外丹、内丹皆有,唯依人所用而突出之。
《参同契》虽末署名作者,但于书内却隐藏着作者的姓名、身份。下篇第八十八章云:“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栖迟僻陋,忽略令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远客燕间,乃撰斯文,歌序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统共伦。
”彭晓曰:“此乃魏公自述,不徇世名,至亲道域,安闲燕处,乃撰斯文。”(《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卷下)朱熹说:“魏君实上虞人,当作会稽,或是魏,隐语作郐。”这段话确属作者自述无疑。以上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使用隐语,也是古人用以署名的方式之一。
魏伯阳直接的师授无从求索,葛洪、彭晓谓“不知师授谁氏”。《道枢》卷34说,魏伯阳“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著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曰:“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
”不过。从丹法理论的肇启与《参同契》的传播状况,我们可以从中寻觅到一些线索。丹法理论的形成,当自《参同契》始。毫无疑问,这样一部精深遽密的理论著作不可能陡然自生,它是在以前炼丹术士的实践和思想上产生的。
在秦汉的时期众多的方士中,值得注意的是阴长生。阴长生是东汉和帝、安帝间人。葛洪《神仙传》说他为新野人。“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如此师事十余年,马鸣生将之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长生合之丹成,后于平都仙升天。著书九篇。(《太平广记》卷8引)
此《本清神丹经》即现存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它的问世可追溯至西汉末。东晋华侨撰《周君内传》谓周义山“乃登鹤鸣山,遇阳安君受《金液丹经》、《九鼎神丹图》”。(《云笈七籤》卷106)此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与青城山紧连,同为岷山一脉。
张陵尝学道于此,故亦得此经。现存《太清金液丹经》3卷,卷上有正一天师张道陵(即张陵)序。卷中云:“故书二君(马鸣生、阴长生)神光见世之言,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附于丹经。”并谓经文及作丹法皆出自阴长生。这些材料说明,西汉末东汉初《太清金液神丹经》已经成书,并在西蜀岷山地区秘密传授,故周义山、马鸣生、阴长生、张陵皆于鹤鸣、青城得而传之。
从阴长生自序中,可以略见这些炼丹先行者们的思想。序中说:“汉延光元年(122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
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遍,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栌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一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太平广记》卷8引)
后汉延光元年,当二世纪初期。阴长生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且称行气导引,服食草木一类只可延年,不能成仙。这与魏伯阳的主张是一致的。《参同契》说:“食气鸣肠眉,吐正吸外邪。”又说:“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
”彼此重金丹轻呼吸导引及服食草木之意,先后皆相同。阴长生又有诗三章,以述生平及其志向。王明先生考知阴长生自序中金丹思想,与《参同契》相合,其诗三章文字,又和《参同契》相类。
他说:“阴长生师事马明生得金液神丹之法,马明生随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然则阴长生者,其为魏伯阳之前辈欤?诗三篇,其为《参同契》之口篙矢欤!”(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第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清仇兆鳖也说过:“《契》修金丹,仙传谓魏公丹法,传自阴、徐二真人。
考阴君长生,在东汉之季,与魏公先后同时。”(仇兆鳌《古本参同契集注》)可知魏伯阳之丹法,盖由阴长生传来。
《参同契》云:“晋不敢虚说,放效圣人文。古记题龙虎,黄帝美金华”。“惟苛圣贤,怀元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则魏伯阳不仅知太清神丹法,而且对《黄帝九鼎神丹经》方更为重视,今人胡孚琛将《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参同契》之内容对比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胡孚琛《中国科技史上的周易参同契》,《文史哲》1983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