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写李泽厚 刘再复:李泽厚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

[摘要]李泽厚不是已经过时,而是未被充分认识。或者说,不是“已经过时”,而是“尚未到时”,他的思想恐怕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说李泽厚已经过时,完全是浅薄之见。

李泽厚(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泽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可以谈一天,谈一本书,但要简单地回答,反而很困难。在两三分钟里,我只能即兴地说,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或不喜欢闲聊)的人,一个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入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勤于思精于思却不爱体力劳动的人。

我还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很多、朋友很少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他的性格实在是很“孤僻”的。他除了喜好喝酒之外,还喜好旅游与散步。旅游时喜欢追寻文化遗迹,并不热衷“自然风光”。

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几乎天天都散步,每星期还去游泳一次,冬天可以在寒冷的游泳池里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高温的“桑拿浴”里也很经得住煎熬。他每天都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

李泽厚的学术包括哲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思想史研究等等,内涵极为丰富广阔,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他是一个真有原创性又有体系性的思想家,仅就他提出的独特的学术命题如“历史本体论”、“西体中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乐感文化”、“儒道互补”、“儒法互用”、“巫史传统”、“情本体”、“度范畴”等,就说不尽。

这些命题并不是都有争议,但也确实并非得到“普遍认同”,其中有些理念,如我们一起提出的“告别革命”,就被香港《明报》的一篇文章评为“两边不讨好”。

我们本就采取“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只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面对的是真理,“两边不讨好”其实很正常,何况我们也不想讨好哪一边。

李泽厚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我们自身很健康很强大,不必媚左也不必媚右。你知道吗?2010年纽约NORTON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哲学选本(题为“THEORY & CRITICISM”理论与批评),选了二千多年来世界最优秀的哲学家148名,从柏拉图、亚多斯多德到康德,李泽厚也入选。

其中144名都是西方哲学家,东方入选的只有4名。《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被考虑,但最后入选的只有李泽厚。美学家选了十三名,平均两百年一个,其中也有李泽厚。

此事对于中国,可能并不在乎,但对于我,则是天大的事,其意义绝不亚于高行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要说“大国崛起”(我并不喜欢用这一概念掩盖问题),这就是“崛起”的一种象征,我的朋友李泽厚、高行健、莫言的名字都是象征。要珍惜呵,我常对自己说。所以我总是痛斥抹黑他们的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拥有坐小车的权利,常常利用这一职权去拜访李泽厚,向他请教。三十年来我的灵魂因此而生长了。可惜我们的国家并不认识他,以为他是“自由化分子”,真可笑。我说这些事,是为了说明,李泽厚并不需要讨好谁,没有谁足以让他去讨好。

对于我而言,极左极右都是深渊,唯一的正道是中道,这也正是李泽厚讲的“度”,“度”不说概念,而是实践。李泽厚的学术太深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清。仅仅他的美学,我就写了《李泽厚美学概论》,这之后我又写了《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但是,写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言犹未尽。

去年我曾想再写一本《李泽厚伦理学概论》,觉得这比美学概论更重要,但终于因为力不从心而作罢。我自己正在写作《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还得讲课,实在忙不过来。

西方有一个“康”,即康德;东方也有一个“康”,即康有为。论精神资深,康德对李泽厚的影响大大超过康有为的影响。记得李泽厚有篇文章的题目是“循康德马克思前行”,西方这两位伟大哲人对于李泽厚显然更为重要。不过,说李泽厚与康有为“同道”,还是说得过去,因为李泽厚也是“改良派”,也主张要改革不要革命。何况,对康有为的研究,乃是李泽厚学术的出发点。

1955年,李泽厚23岁时就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此时李泽厚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文章发表于工作分配之前。这篇文章虽然也受当时崇尚革命的时代风气所影响,但还是肯定《大同书》是一部具有“卓识远见的天才著作”,对于康有为的许多启蒙主张,李泽厚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李泽厚对我说,康梁二人都不简单,但康的思想更具有原创性。在《告别革命》中,李泽厚明确地说:“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伟大思想家”,评价极高。

平常谈起康有为,他也是如此肯定,而且还多次告诉我:康有为那种“虚君共和”、“君主立宪”的思想在当时很有道理,过去总是说康有为错了,这个大案似乎可以翻一翻。《告别革命》实际上已“翻”了一部分。

李泽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性人文思索,包括理性的政治思索,理性的哲学思索,理性的伦理思索,理性的大文化思索。他最宝贵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另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

四九年之后至今六十年的中国学术,存在着两个基本弱点:一是笼统;二是情绪化。而李泽厚完全没有这两个弱点。他的思想总是带有历史的具体性,而且总是很理性。因为理性,所以他的判断总是很准确。一个优秀的学者,应当“学”、“胆”、“识”兼备,李泽厚就是三者兼备的人。

在“学问”的前提下,既要有“胆”又要有“识”,才能构成“境界”。

胆与识,缺一不可。可是现在多数学人,往往是二缺一或二者皆失。李泽厚去年告诉我说: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难,首先得把经济改革搞好。后来他把这一见解发表了,遭到不少骂。其实,敢于发表这种见解,倒真的是有胆有识。

有人说李泽厚已经过时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李泽厚不是已经过时,而是未被充分认识。或者说,不是“已经过时”,而是“尚未到时”,他的思想恐怕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说李泽厚已经过时,完全是浅薄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