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泽的子女 李福泽将军 江青眼中的“西霸天”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李福泽被顶头上司空军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五设计院院长刘亚楼,召到了北京。一见面,刘亚楼就是一顿劈头盖脸:“你们部队把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全毁了。这是什么部队?谁的部队?不会是马匪军吧?”李福泽知道出事了,但不能急。
他说:“不能吧?”“还不能呢。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叶子都被你们的部队撸光了,当地政府都告到国务院了,”刘亚楼激动地摇着手里的纸,“你看看,这就是告状信!
”李福泽看完告状信,仍然难以置信:“我们专门搞了宣传,戈壁滩上难有绿色,沙漠上长棵树比生个孩子还困难,不仅要种树,而且一定要保护好营区周围的树木。是不是搞错了?即使有这种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基地部队干的。
”刘亚楼摇摇头笑了:“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着哪,国务院都批了。你先不要推自己的责任,好不好?先回去调查清楚,是谁干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报上来!”李福泽回去后,很快发现,事情就发生在基地的防区。
他交待参谋:“去把那个团长叫来。”团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刚站定,敬礼的手还放在额际,李福泽就咆哮了:“混帐!你们团毁了沙枣林?”
团长低下头:“是。”
“你不知道不能打?”
“知道!”
“你真有种!知道了还敢打?说,为什么?”
“吃……”
“好!你不光有种,还有能耐。
沙枣叶子浑身是刺,你就不怕扎死你!”李福泽气不打一处来。
“沙枣叶子磨成粉,可以掺着粮食吃……”团长抬起头说。
这时,李福泽明白是为什么了。他的声音随即低了下来:“你们团的粮食还够吃多少日子?”
“只够十来天了,没办法才……”团长的眼圈红了。
李福泽长叹一声:“你们吃沙枣叶多久了?”
“已经吃了半个多月了……”团长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李福泽心里也不好受,说了句:“没事了,你回去吧。
”
团长怔在那里并没动。
李福泽用低声命令:“向后转!跑步走!”
李福泽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在办公桌前,亲笔写下了一份检查报告,说不怪战士们,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紧接着,李福泽火速进京,闯到副总长杨成武的家里,开门见山:“事情紧急,基地下面的一个团都吃树叶了。整个基地的粮食也撑不了几天了。”
杨成武心情沉重,但面露难色:“怎么着也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啊,可我手里也没有一粒粮食。
这样吧,我们向总理汇报,让他想想办法。”
周总理得知后,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向各大军区“化缘”,请他们紧一紧腰带,支援导弹基地,渡过难关。
可一列运送粮食的专列,在停靠在一个小站加水时,遭遇几百名饥民疯抢。押运士兵,先是劝阻,后是鸣枪示警,仍无法制止抢粮的群众。
李福泽接到电话,传来的是一阵哭声。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平时满肚子主意的李福泽,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生气地扔下话筒,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又猛地抓起电话,声嘶力竭地说:“听清楚了,我要你们把剩下的粮食、干菜全都卸下来,分给当地老百姓!
”
话筒里一阵沉默后,对方不解地说:“首长,这可是咱们部队的救命粮啊!”
“不要说啦,执行命令!”
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李福泽仍是一声长叹:“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我们当年投奔革命,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吃饱穿暖。部队缺粮,老百姓也少吃的啊。不然,他们也不会冒死抢粮啊。再说,我们怎么能和老百姓争吃的呢?对于当年的决定,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绰号
凡是在原国防科委系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在基地干过的人,都知道李福泽有个绰号——“西霸天”。
一种说法是出自江青。1974年江青有个讲话,说在国防科委系统,李福泽是谁也不敢惹,谁也惹不起的“西霸天”;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李福泽有一点霸道,特别是他出任司令员以后,好多事情他说了算,对他有意见的人就给他起外号。
对此,他颇不以为然,他说:“军事主官嘛,就要敢负责任,不敢说,不敢管,说了不算,还当什么主官?”
江青之所以称他为“西霸天”,主要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
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地方上的群众组织开始造反,有人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
基地的一些人也想效法一下。李福泽知道了,先是把一个领头的叫来骂了一顿:“在基地,不许胡闹,你们要是胡闹。闹出事来,你们可是负不了责!”
紧接着,机关有两个战士,非要贴大字报。
李福泽对他们领导说:把这两个小子管住,不许他们胡来。
然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谁能管得住。那两个战士不光贴大字报,还直接闹到了李福泽的办公室。
他火了,说:“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革命!
”
“革命,你们革谁的命?”
“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
“我们这里只有中央军委任命的当权派,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不许压制群众,不许压制革命!
”
“你能代表革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战士喊口号。
李福泽说:“好,来人,先把他们关一个星期的禁闭!”
关了一个星期,这两人还是不服,还要闹。
李福泽说:“他们不是革命嘛,先调动一下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到沙漠里去体验一下革命的艰苦。”
于是,这两个人被送到大漠深处的一个值勤点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东方红卫星发射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红火。北京搞“四大”,基地也就有人要搞四大。李福泽对此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有自己的理论——我们这里就是打卫星的,卫星打不上去,一切都扯淡。
于是,有人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将他的言行写信报告了北京。
北京的一位领导人做了批示。说,“四大”不搞,但可以通过民主会的形式来解决。排以上的干部和超期服役的战士也可以参加民主会……
批示传回到基地后,发生了一场争论。
传达还是不传达?党委会上,两种不同意见激烈争论,李福泽眯着眼睛抽烟,一支接一支。眼看就到凌晨了,有人提议表决一下。于是同意传达的举手,不同意传达的不举手——几乎是一半对一半。
这时李福泽睁开了眼睛。说:“还吵不吵?不吵我就发表个意见。”
他说:“中央军委给我们基地的任务是什么,你们都清楚。为了执行好中央军委的任务,不管是谁的批示,不利于我们这里的头号任务,不利于我们管理,就是不能传达。
你们就是通过决议要传达,我也不准。你们谁敢往下传达,责任你们负,我明天就回北京!”
说完,把烟灰缸一推,站起身,走了。
据说,不让传达上面的文件,还不止这一次,包括批判罗舜初的文件,他也压下来没有让传达。
李福泽说,这种事多了,扯了龙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个死,无所谓了。说到这里,他“狡猾”地一笑,基地那里,山高皇帝远嘛!
发射将军的传奇人生
杨新美
我手写我心
当李鸣生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新兵时,就从老兵口中听到了戈壁滩、酒泉基地的故事,听闻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李福泽将军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形容他是位会抠脚丫子、急了会骂娘的将军,是一位在导弹即将发射的现场人们拽都拽不走的将军。“这样一位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将军,在和平年代又是如何带领一批人在荒漠上建立起酒泉基地,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这个疑问从此埋在李鸣生的心底。
从1992年开始,李鸣生追踪采访,前后走访军内外知情者约160名,风雨无阻,席不暇暖,行程数万公里,记录文字200余万,三易其稿,历时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报告文学《发射将军》。李鸣生截取了李福泽人生历程中最具戏剧色彩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这段时间,对其人生命运和人格魅力作出了形象、细致而生动的刻画,塑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将军形象。
为了力求在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上作出新探索和突破,李鸣生坦言,在这部作品里,自己的笔触不是只聚焦在李福泽这一个人物上,而是将个人性格与民族精神相结合,大人物与小人物相结合,大饥荒、中苏关系断裂、“文革”等重大事件与人物形象相结合,历史反思与现实意义相结合。
因为李福泽将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个人成功与失败是和整个民族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此联系起来看到的就不仅是小“我”的个人命运,还看到一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看到烙在一代人身上的印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晖,形容李鸣生是一个“我手写我心”的作家。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的。20年来,李鸣生自发地对中国尖端科技尤其是航天领域进行文学创作,其主要作品有“航天七部曲”以及《中国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等20余部科技类报告文学。
青年评论家刑利宇说,科技类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只有两个明显的站点:徐迟和李鸣生。1977年,徐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知识分子发出了第一声带血的呐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李鸣生带着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思想,以坚韧不拔的气势、持之以恒的毅力,成为继徐迟之后中国第二个写科技题材的佼佼者。
从陆地走向太空
“他身着一件短袖汗衫,脚穿一双老头鞋,手摇一把蒲扇,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又似一位洗尽铅华的长者,就是不像二十年前‘戈壁老兵’传说中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发射将军。更出乎意料的是,采访时,他脱掉老人鞋,盘腿坐在沙发上,一遍摇着蒲扇,一遍龇牙咧嘴地抠脚丫子……”李鸣生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景象。
而这个仅有1米65、抠脚丫子坐在李鸣生面前的“他”就是《发射将军》里的主人公李福泽。
1936年李福泽以出国留学为名,“骗”取父亲盘缠,偷偷跑去延安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任鲁东抗日武装七支队队长,山东纵队“老一团”团长、一旅参谋长,鲁中军区三师参谋长;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南下作战和朝鲜战争,是著名的塔山阻击战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荣获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新中国在戈壁滩创建第一个导弹基地,李福泽不辱使命,又成为发射场上的一名勇将,先后组织指挥发射了中国一枚导弹、第一枚核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等81枚导弹火箭,为新中国创造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有的人可能是直接进入发射场却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又未必进入发射场,而李福泽将军却不是。战争年代,将军便是战场名将;建国之后,将军的战场转入发射场,成为发射场领军勇将。”李鸣生说。
为新中国创造无数个世界第一,李福泽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打”过不少胜“仗”,却也曾多次屡败屡“战”。看似粗鲁的李福泽,同时是个有着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但即便如此,在面临“导弹”这个新巨人时,当时40多岁的他也像个新学员一样,跟苏联专家学导弹。
由于导弹领域涉及保密问题,每个学员作记录的笔记本课后必须交由保管室保密。李福泽为了能在上课时记录下苏联专家教授的内容,特别练出一手绝活:将内容过耳不忘、过目不忘。
为此,他早上站在操场上死记硬背,课堂上死记硬背,甚至晚上躺在床上了依旧死记硬背。在大饥荒年代,李福泽和他的“战士”们都吃着沙枣叶时,为了让苏联专家更好地教授导弹知识,他想方设法地为专家们找来了当时比部级干部还稀有的西餐厨师,想方设法地找到一架飞机从全国各地运来新鲜蔬菜和肉,想方设法地找来十多部电影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然而“跑”过战火纷飞的战场,“跑”过烈焰熊熊的发射场,“跑”过高喊“打倒”口号的会场,最后因为“文革”,李福泽却“跑”进黑漆漆的牢房,待了四年!
“无论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或是在狱中,将军从未放弃过希望。”李鸣生说,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从陆地走向太空。王晖说,这是一个桀骜不驯、争强好斗、不畏强权,集正气、豪气、傲气和“匪气”于一身的另类人物,一个富家子弟、大学生、自愿投身革命且战功赫赫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等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于一体的,有别与共和国其他将领的“发射将军”。
大漠荒原上的故事
在这本《发射将军》里,感动你的不仅仅是这位李福泽将军身上的精神,还有一个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为了制造出中国第一枚导弹,新中国在广袤无人的大沙漠上建立起了导弹基地,许多人都是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战场硝烟还没有退去,马上又被拉到大漠中参与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饥荒年代里,每天挨饿的,不仅是基地的发射官兵,还有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地粮油供应匮乏,孩子们营养严重缺乏。而由于基地没有幼儿园,父母们每天上班时,就用军用背包把孩子绑在床头或拴在桌椅上。有一个孩子中途发烧,加上身体虚弱,父母下班回到家时,孩子已经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而这种事情在当时比比皆是。李鸣生说,当时父母们根本顾不上孩子,孩子怎么养大的,他们都不知道。那代人到了那个地方后,几乎就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没有丝毫的私心,所有的念头和精力都扑在工作上,父母、孩子可以不管,自己可以不顾,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成功发射导弹,如何提高国防力量。
“那代人大公无私得毫不夸张。他们的牺牲精神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李鸣生说。就是这样一群人创造了这样的历史。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中国的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了。李福泽和那代人,在今天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给当代人留下很多思索的空间和反省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