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大将 揭秘开国大将肖劲光被迫向高岗道歉始末
两人的矛盾终于在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爆发了。
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并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这次会上,高岗借整风之机向肖劲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在高岗的鼓动、撺掇下,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同志,也对肖劲光和留守兵团的领导提出了苛刻的批评意见,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有人把这些上升到“军阀主义”的高度,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
这严重挫伤了留守兵团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不仅如此,高岗还点名批评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说他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据莫文骅回忆,肖劲光见自己受到了高岗的无端诬蔑,一时受不了,袖子一甩,中途退出了会场。莫文骅怕肖劲光出意外,告诉了时任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李富春,李富春立即到肖劲光的宿舍找他谈心,劝他正确对待批评,肖劲光这才返回继续参加会议。
肖劲光和高岗不和的事情,最终闹到了毛泽东那里。两人一个是地方大员,中央驻地也在其管辖之中;一个是军中大将,中央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在对两个人关系的处理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非常尊重地方领导人高岗,而对肖劲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高干会议上,两人再次发生冲突的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为此,他专门召见了肖劲光、莫文骅、耿飚等留守兵团的领导。毛泽东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是件大好事,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谈话近两个小时,毛泽东说得大家都心悦诚服。
在莫文骅等人离开后,毛泽东又与肖劲光作了个别交谈。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扎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最后,毛泽东呵呵笑着说:“肖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 听了这句话,肖劲光一愣,心想:我怎么能算大知识分子呢?仔细品味之后他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系统地上过学,又出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人,在当时部队里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他,不要太书生气,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
毛泽东还劝肖劲光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肖劲光经过反思,向毛泽东作了认真检讨,并主动承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他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事后,他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整风会议后期,他又就这一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思想根源。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为了搞好与西北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1943年元旦前,肖劲光就责成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
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公布了包括10项内容的“爱民公约”,确定每年的2月5日—3月4日为拥政爱民活动月(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肖劲光的善意获得了回报。听说留守兵团研究起草了《拥政爱民决定》,边区政府很受启发,也立即行动,于1943年1月15日先于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
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和“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毛泽东对这两个“活动月”十分赞赏,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之后,“双拥”逐步形成制度,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纠 正
肖劲光在会上的深刻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高岗也无话可说。但是这次会议无论是对留守兵团,还是对肖劲光个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了解事情真相的同志一直为肖劲光的忍辱负重打抱不平。这种消极影响,毛泽东是在两年以后才发现的。据肖劲光回忆,毛泽东后来曾对他说:“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这次调动,也包括肖劲光。
肖劲光是在高干会前就被调动的。1942年6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8月组成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10月,高干会召开前不久,留守兵团正式合并到联防军,只是在对外的时候,才保留留守兵团司令部的番号。
陈先瑞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会议后一阶段中,在对留守兵团错误的批评上,有些扩大化,上纲过高,这点我是有感觉的。我对有的人在批评中不实事求是,不讲究方法,不尊重同志的发言,是有意见的,有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
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耿飚。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1944年秋天,他奉命离开延安之前,主动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见见他。毛泽东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于是,耿飚(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便约上曹里怀(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一同前往。耿飚之所以叫上曹里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二人同住一室;二是他们二人对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
到了毛泽东的驻地,两人先谈了他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耿飚赶紧拿出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可能是耿飚等人的反映起了作用,也或许是随着延安形势的稳定,毛泽东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当年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问题,总之,他对这个问题后来又做了很客观的评论。据肖劲光晚年自己回忆:“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枣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
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
”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条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肖劲光心悦诚服。他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到这时,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才彻底告一段落。(李意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