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的儿子 [走近院士]:彭士禄:“核动力”驱动的人生

201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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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彭士禄的家里,有一个"垦荒牛"的小型雕像,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炊事员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把它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友人送的核电站模型摆在一起,称是

在彭士禄的家里,有一个“垦荒牛”的小型雕像,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炊事员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把它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友人送的核电站模型摆在一起,称是自己的“三件宝”,而其中最喜欢的还是这头牛。他说:“我属牛,性格像牛,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精神,凡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

他常说,自己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早在20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提出和制定了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正是在他的力主下,中国核电决定走“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来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彭士禄开始认真地研究经济学。他说:“过去,搞核潜艇,是大锅饭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没钱。后来,搞核电站,是商用电站,时间就是金钱。”

经过论证,大亚湾核电站决定引进法国的技术。曾有美国专家问彭士禄,中国的核潜艇已研制成功,为什么还要买外国人的呢?彭士禄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潜艇核动力很小,核电是庞然大物,这就好比中国乒乓球打得还可以,可是足球却踢不出去。”

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彭士禄认为,虽然贵,但很高效。“过去(核电)我们一无所有,一接触,原来如此,一干就成。后来,秦山核电站的一期、二期我们都自己建了。”

彭士禄很快入了经济和管理的门。他提出核电站工程的三大控制即投资、进度、质量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还用工程数理的方法简化了不少经济学的计算公式,提出了核电站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的具体数字。在与外方谈判时,他用严密的数据论证,什么价格和付款方式才最公平互惠。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在全球多地引发反核风波。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彭士禄在香港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核电站究竟安不安全,会不会爆炸?”彭士禄风趣地回答说:“原子弹像白酒,点着会燃;核电站像啤酒,怎么都点不着。”后来,这个比喻作为美谈常被引用。

今天,彭士禄仍然很肯定,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很安全。他介绍,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于,不使用安全壳,加上违观操作。而对于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他表示,首先,日本采用的是浮水堆,在浮水堆下面开了几十个孔,与中国采用的压水堆结构完全不一样。其次,他一直非常强调的“安全壳”,中国核电都做得很结实,就算发生事故,“肉烂在锅里,跑不出来”。

至于究竟如何合理地使用核能,他的观点是,这是一种清洁的不会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但比较昂贵,对地理条件要求也高,应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适量地搞。

彭士禄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核动力事业。很多人都知道,他戏称自己有三个夫人,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沙(妻子马淑英与他在留学苏联时相识,玛沙是她的俄文名)。“小玛沙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提为第二,才算平息。”老人乐呵呵地说。

为公明白,为私糊涂

彭士禄从小就是个懂事又善良的孩子。在那段吃“百家饭”的日子里,过年过节,“姑妈”把肉给他吃,让自己的亲女儿啃骨头,他觉得不好意思,偷偷又把肉分给姐姐。坐了两年多牢,被释放时,监狱给了两块法币作为遣散费,他碰到当乞丐的“二婶”,就把自己的两块钱都给了她。

在延安,一次,他看到一位大娘坐在延河边哭,原来是她儿子掉到河里去了,彭士禄立刻脱了衣服潜下水去,第一次没找到,休息一下,再潜第二次,终于救起来,只可惜已经太迟。

他永远感恩百姓对他的好。他永远难忘,在当年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到哪一家都那么爱护他,编各种口供来保护他,再穷也不会饿着他。即使在监狱里,几百位“难友”看他穿得太破烂,还凑钱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红上衣,蓝裤子。到了延安,蔡畅、帅孟奇、贺怡等女革命家都对他十分关怀,他叫她们蔡妈妈、帅妈妈、贺怡妈妈。他还记得,一次,他曾问贺怡妈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贺怡说:“我很敬仰你的父亲彭湃。”

彭士禄懂事后渐渐得知,父亲彭湃出身于广东海丰县大地主家庭,家里“统辖”的农民不下千人,平均五十个农民供养一个彭家人。但是,父亲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把自己的财产全都分给穷人,最终和母亲双双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无论是父母的故事,还是童年吃百家饭长大的经历,都让彭士禄打心眼儿里感到跟百姓亲。他曾动情地说:“老百姓的恩情,我工作几辈子也还不完。”

后来,无论他当了“总师”还是“部长”,他始终都还是更喜欢跟普通人在一起,也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他和很多工人、技术员成了朋友。一次,他接到电话,听说一位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钳工师傅患了心脏病,在医院里说“只要能见到彭部长一面,死也瞑目”。他立刻放下手头工作,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家人说,在家里,他就是个普通的慈祥的老头。因为儿子在南方工作,他在北京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他作出全家权力排名:小玛莎最大,女儿第二,孙女第三,保姆第四,女婿第五,自己第六。他和女婿向来以“老五”、“老六”互称,乐此不疲。

他发自内心信仰共产主义,把财物看得很轻,凡是他的东西,谁喜欢都可以随便拿。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来月饼,不得不特别写明“彭士禄转马淑英收”,因为如果是“彭士禄收”,他肯定马上就把它“共产”了。他酷爱烟酒茶,还获得友人赠送“酒圣”奖状,但是,什么牌子的烟酒茶,他一概不分,只要能抽能喝就行。一次,他看几位司机辛苦,就随手拿出一瓶上万元的“路易十三”,痛快地喝了一顿。

他喜欢别人叫他“老朋友”、“大哥”,再不然就是攻关核潜艇时战友们常叫的“彭老总”,最不喜欢“彭部长”这个称谓。他喜欢实实在在地搞技术,不喜欢约束,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当官,可一不小心还当了不少官。他对本刊记者摆摆手说,都是“推却不过,没办法”。尽管众多中央领导都对他很关怀,但多年来,除非领导要见他,他从不主动去看望领导。

他有一句自己总结的名言“为公明白,为私糊涂”:“对公事,诸如工程进度、数据等要摸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长工资、受奖等等,越糊涂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