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我是谁 陈梦家: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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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5月25日是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收藏界.书画界.出版界近日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王世襄先生及其至交陈梦家.张伯驹等学者的性情和命运再次出现在人们的

5月25日是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收藏界、书画界、出版界近日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王世襄先生及其至交陈梦家、张伯驹等学者的性情和命运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或许可以解读为,这些活动所纪念的是王世襄先生所代表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象。

5月22日,人文正刊(B08-09)推出了王世襄先生的纪念特辑,今日本版特编发《陈梦家: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希冀再次探寻20世纪初一代学人的精神世界。

陈梦家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体制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学者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浪漫派诗人转入考古研究

陈梦家,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陈金镛的儿子,原籍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长大。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

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遂又上北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他转到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黄摩西的学生,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

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国期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还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

艾略特是陈梦家和赵萝蕤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1946年夏天,爱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7月9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自己的名作《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著名学者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忆道: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风云突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

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够“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

在这种“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

这么快。”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在考古研究所被划成“右派”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在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一个浪漫派诗人向一个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个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已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

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他惟有闭口,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这里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

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

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

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7年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开始了,陈梦家应声落网。陈梦家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

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

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地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陈梦家很多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问题是,他说得太多了,而且,他也没有正确观察当时的风向。

陈梦家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体制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学者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历史家,如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

陈梦家在完成了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18间平房,此举使不少人眼睛登时变红,于是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唐兰在其文章里写道:“他的著作真快真多,两年工夫写七八十万字,平均每天一千多字,这种抄都抄不及的速度,真够吓人一跳。

印出一部大书,确是有样子。拿到七八千稿费,买了一所大房子而有余,名利双收,确实可用以向人夸耀,引诱年青人走这条道路。只可惜他的著作来历,都不大光彩,变相地抄,变相地偷,加上不负责任,胡说八道。……他是专职研究员,国家每月给他巨额工资,他没有摸一下良心,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却总想趁机会捞一把。”

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批陈开始后,一位曾做过陈梦家助手的李某,当即写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经此一批,陈梦家彻底倒下,不但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利,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没了下文。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文革”遭批斗自缢身亡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

在兰州呆了两年后,1960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也爆发了。

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

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使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

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曾经的“神仙眷侣”几成陌路……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解,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

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

1966年8月24日夜,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道:“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陈梦家

(1911-196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搜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归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