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谈毛主席 朱永嘉写给毛主席的信
自七六年九月九日,您离开我们远行,迄今已有三十二个年头了,这三十二年,真如您所言弹指一挥间,今年又是您诞辰的一百十五周年,党中央会安排对您的纪念活动,我今年也已迈入近八十的高龄了,行动蹒跚不能到纪念堂来瞻仰您的遗容了,望您谅解。
记得您去世后的九月十一、二日间,我与徐景贤一起在康平路小礼堂一起应党中央的要求,找了一些卫生系统的专家商量如何长期保存您的遗体,为此上海派了专家组去北京。
接着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您的治丧委员会,我是与刘大杰老先生一起乘机去北京的,我们住在民族饭店,次日即去人民大会堂瞻仰您的遗容。见您是那么安详地静卧在那里,我忍着悲痛和泪水,慢慢地绕您遗体一周,伫立注目表示自己的悼念。
十八日那天的下午,我参加了对您的追悼大会,我与所有的治丧委员一起肃立在主席台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是多么的庄严而肃穆地在一起悼念您的远行,在主席台上我就站在第二排,前面是那时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那次会议是王洪文主持的大会,华国锋致的悼词,在台上我见到江青、叶剑英他们都在那里默默地为您致哀。会议结束后,我仍在民族饭店呆了一二天,有石西民、杨富珍、杨荣国曾来探望我。
记得郭风莲也住在那个楼面,看到陈永贵来探望她,我是与刘大杰一起乘飞机回上海的。虽然三十二年过去,那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心中暗暗地立下誓言,要永远忠于您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更加谨慎地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您的厚望。
我还记得文革开始时,曾见过您许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陈丕显派我到北京了解文革运动的情况,我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因为我有记者证,可以在您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进入天安门城楼前,多次看到您这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六九年我参加了上海国庆节赴京观礼团,那时我们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边,邓颖超同志还到住地来看望我们。
国庆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么静悄悄的,观礼时,我又一次经过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您与周总理在一起检阅游行的队伍。在城楼的休息厅,您与林彪两人坐在沙发上亲切交谈,姚文元还把我找去,把我介绍给陈伯达,我们三个人在休息厅一起交谈,可惜陈伯达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姚见我无法接话头,是他一句一句地当翻译。
国庆节晚上举行了烟花晚会我们在城楼上,看着您与康生两人一起乘电梯上城楼,我们排着队守候在旁,您向我们一一招手。
大家更是雀跃欢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楼和广场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是那么兴奋若狂地观看天上的烟花和地上的灯光,六九年那次国庆观礼的活动,始让我永?难忘。
我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但我是五O年进的大学读的历史专业,从六四年起,我是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参加写反苏修、批苏修的专业文章。
六五年初起我奉命一直在姚文元领导下工作,为他写作的需要作一些资料性的工作,我很少出头露面,只想默默无闻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获悉我们的工作是为您老人家服务,我是以此为荣的,并想尽量主动多做一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您晚年由于白内障视力退化,您通过姚文元让我为您组织上海的专家学者标点了八十六篇古文,您打开了中美关系外交的僵局,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组织了近现代世界史方面的专家翻译了许多专门的著作,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古典自然科学的理论著作。
您送给许世友那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正是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重新翻译后上送给你的。当您支持大学办学报时,我们办了《学习与批判》这份复旦大学的学报,当您希望繁荣文艺创作时,我们办了文艺刊物《朝霞》,中美关系改善以后,当人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时,我们办了三本摘译,当您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境遇时我们组织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让上海的大学到农村去办函授,让农村的知识青年可以继续学习,只要是您关心的,党和人民需要的,我们都尽心尽力地去做。
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对党对人民有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毛主席,你您世以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我们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组织上的重新审查,我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层。
剥夺了自由和工作的权利,对这一切变化,我无怨无悔,我做了什么,我为人的准则我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我没有因个人的得失背上思想包袱,以平和的心情面对眼前的一切困境。如何审查,如何判决那是组织上的事,我左右不了,对我而言反而给我提供了时间,过去忙忙碌碌的没有时间好好系统地读一点书现在有机会了,静下心来读书,我让妈给我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我还把过去身边的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一起送进隔离室来,我系统读了资本论,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还读四书五经,使我悟出了很多道理。
您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读那些书,我是在牢房里系统地读那些书,这也是跟您学的。您不是讲五个不怕吗?我在受审查和被关押期间,也没有什么恐惧,所以虽然环境不太好,健康也还没有摧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即便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我也还想着如何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不能白吃人民的饭呀!
我与狱中一些有知识的青年和我的同案犯们一起为监狱办了一所文科大专班,四十二个学生,都是在押的犯人,帮助他们补习文化,从高小文化补起,直到他们通过电大考取了中文专业大专班的证书。
学了文化,思想也好了。这些年青的犯人,出狱以后走上正途了。
当然这一切还是决定于监狱当局的开明,记得那时的监狱长就是现在上海市人大的主任刘云耕,我离开提篮桥时,他还找我深谈了一个晚上,他还鼓励我出狱以后,继续努力上进。我这个人跟了共产党一辈子怎么能自暴自弃不求上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