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刘英 外孙女讲述张闻天晚年:改名字与妻子独居了六年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闻天果真这样做了。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总是坚守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张闻天一生中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1935年遵义会议,他慷慨激昂,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并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从此离开政治舞台。1976年7月1日,76岁的张闻天含冤病逝。1979年,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张闻天晚年是在何种心境下度过的?他的子女如今又生活得怎样?2010年,在张闻天诞辰11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访了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听她讲述了外公的人生最后岁月。

红色教授“不争权”

张秀君的家位于上海虹口区江湾镇,两间小卧室,一个门厅,不大的房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张秀君今年65岁,退休前是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儿时跟随外公生活多年,也是外公晚年生活的见证人之一。

“外公要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家人都很平常。”张秀君热情地给记者端来茶水,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摞资料,包括老照片、亲历者口述书稿、历史文献片,等等。她说,自己对外公的认识,也是这样一点点丰富起来的。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现属于上海浦东新区)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18岁时,张闻天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当地一个善良勤劳的女子卫月莲成了亲。张秀君曾听外公说过,外婆“是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后不久,外公回到南京继续求学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东渡日本,又远赴美国。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卫月莲先后为张闻天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张维英和二女儿张引娣。张秀君的母亲就是张维英。张闻天离乡时,张维英只有3岁。张秀君说:“母亲对外公曾有过不理解,特别是1934年之后,外公成了共产党领导人,被国民党悬赏通缉。外婆在村里被叫做‘共匪婆’,母女三人经常四处逃难,甚至几天几夜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来,受尽磨难。”

张闻天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日、美留过学,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随后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沉着、儒雅、有学识,很快有了“红色教授”的美誉。

1931年,张闻天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曾在宣传教育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很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常委,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促成了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赞叹“洛甫(张闻天笔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还称他为“开明君主”。张秀君说:“外公被推为总书记后,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拖了20多天,后来由中央常委作出决定,这才挑起这副担子,他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在革命的征程中,张闻天结识了同样留学莫斯科,在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巡视员的刘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和刘英结了婚。张秀君听刘英外婆说:外公从年轻时就酷爱读书,喜欢思考,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思考问题,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

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才在离别近30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女儿张维英。“那时母亲已经结婚,带着我们来到上海大厦见外公。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他个子高高的,很精神,有学者风度。他们聊了很久,临别时,母亲希望外公能给自己介绍份工作,只为有个固定收入。没想到外公说:‘你在乡下种地挺好,还是继续种地吧。’外公身居高位,却从不给子女谋任何方便。”

1955年,张闻天为了减轻女儿的经济负担,将外孙女接到北京读书。那年张秀君9岁,被送到北京景山后街外公的住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外公送我就读北京军区八一学校,我是住校的,每周回来一次。我们有时一起去看电影和话剧,外公是个音乐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爱去剧院看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