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和杨宪益 杨宪益之弟:哥哥后悔没有好好照顾乃迭

访谈者按: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期间,系里的李岫老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一项“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点课题(该课题成果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秦林芳主编),我和几位同学也有幸参与其中。

李老师约我撰写《传达中国文化的灵魂――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一节。当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极少,撰写基本依靠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他们大量翻译成书的作品的爬梳来完成。

稿件写完后,李老师将它交给杨宪益先生的妹妹,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杨敏如先生,请她和杨宪益先生审阅。稿件得到两位先生的首肯之后,李老师介绍我去拜访他们,我们渐渐熟悉起来。

我也帮助杨宪益先生整理过一些资料,包括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整理与翻译。后来我决定在课题的基础上,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的翻译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并开始多方面搜集资料,也对杨先生及其亲友进行过一些访谈。

这篇访谈录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由于杨敏如先生所述以生活细节为主,当年不知是否适合公开发表。戴乃迭先生1999年去世,杨宪益先生尚未从伤痛中恢复,此访谈中提及他们丧子之痛,也不宜给他看到。故而这篇文稿存于资料堆中,一放就是十几年。

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冬天辞世,海内外同悼。此后学术界对他和戴乃迭先生的回忆与研究并不多。读者也大多只知他们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的翻译成就。现在回头看看,这篇访谈中提及的他们自抗战回国后大量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大都是当今研究者不尽了解的。

比如,他们1940年在牛津毕业,不恋国外的良好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国后安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苦,不出怨言;建国后面临工作中的重重压力,仍能泰然处之,在各种制约下完成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杨宪益先生自幼及长的史学基础和学术志向,后半生专事翻译的主要原因;戴乃迭先生在合作翻译时对译稿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贡献,等等。

了解这些,有助于将两位翻译大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俗世情常。

当时的采访,我是准备了访谈提要的,只是后来感觉杨敏如先生的讲述灵活生动,从既是学者又是家里人的身份出发,谈及兄嫂,别有一番亲切感。所以整理文稿时,我把自己的问题基本略去,只保留了她的言词,行文也尽量贴近她的口吻,为的是存一份历史的风貌,力求真实。

前贤已远,后来者固不能及,知之总比不知为好。

乃迭跟着我哥哥到中国来的时候才21岁,比我小好几岁呢,很年轻。当时我们住在山上,一个叫流水湾的地方,在重庆郊区。我哥哥领着她,从香港坐飞机就找来了。他们先到了小龙坎,那儿有个豫丰纱厂,我们一个表哥是纱厂的厂长。

他们从小龙坎找到流水湾,找到了我们。当时我们是跟着天津中国银行一起到那儿的。我叔叔在银行接替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0多岁,就推荐了他接替我父亲。中国银行几百人,浩浩荡荡到了重庆,后来又到了甘肃天水,在那儿建了个分行。我们留在重庆,没有跟着走。

跟中国银行的人在一起,就有人管我们了。可是我母亲很要强,一路上所有该交的钱她都交。她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也是一到重庆就急着找工作,要自立,要自己负担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我不要跟银行的人有来往。其实当时中国银行的人是很念旧的。当时的经理姓潘,我父亲做行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小书记。他很照顾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进中国银行工作太容易了。可是我们不要。我和我哥哥、我妹妹都不要进银行。我们要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我哥哥到重庆的时候,我已经进南开了,在南开附中教书。当时南开附中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那儿的要求要严一些,每个月的薪水也比别的学校多10块钱。我当时教两个高二班、两个初二班,一个月是110块钱。可是我们租的房子当时一个月就要100块钱。

当时我们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其实我哥哥和我嫂子回来的时候是准备到西南联大去教书的,人家连聘书都给他们下好了。他们还在牛津的时候就跟联大说好了的。可是回来以后我母亲不同意了。六年没见了,六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刚回来就又要走,她受不了。

罗家伦也一直在我母亲旁边出主意,让她动员我哥哥留下,留在他们中央大学教书。我母亲就想啊,那么多年不在身边了,兵荒马乱的,怎么让他们再离开?中大也是国家的学校,条件听说也很好,房东就是校长。在中大教书,天天都能见到他们,怎么不比到别处去好?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