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岗位 学生印象 |陈思和老师的爱与岗位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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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有一次我领命编选一本散文集,在为陈老师挑选篇目时,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母亲的手>.陈老师写过很多漂亮潇洒的文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这

有一次我领命编选一本散文集,在为陈老师挑选篇目时,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母亲的手》。陈老师写过很多漂亮潇洒的文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这篇写母亲的文章:

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母亲的手了。还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就支援内地建设,离开了家庭,从那时起,我每天晚上一觉睡过后,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总听见缝纫机的声响。母亲白天上班,晚上操劳家务,知道我们都睡下了,她才拉开缝纫机,帮我们缝缝补补。

我常忍不住说:“妈,你还没有睡呀!”母亲看到我们醒了,就停下机器,走过来为我们拉拉被子,或检查一下墙上有没有蚊子,最后,她伸出手,用手心放在我们的额上拭一拭,就关灯睡去了。这已经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她总要用手心拭一下我们的脑门才睡。

陈老师将收录这篇文章的集子题名为《草心集》,当然有纪念母亲的意思在里头。“序言”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母亲临终前亲自选定了一张照片,“要放到她的追悼会上。她说,我的儿子有许多学生,他们会来参加追悼会,我要选一张好的照片给他们看。

母亲始终是以儿子的光荣为光荣,可是她以伟大的母爱和美丽的人生,使她的儿子感到无限的荣耀。”在母亲生病的日子里,陈老师写道:“我的妈妈很美,虽然银发飘飘,还是很美,眼睛美丽而有神,声音美丽而动听,虽然有病,还是很美。……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祷我美丽的母亲健康平安,也祈祷天下的母亲健康而美丽。”

陈老师是这样爱他的母亲。

今年七月,贾植芳先生塑像落成于河西学院,陈老师泪洒揭幕仪式,周围师友、学生无不唏嘘动容。我在现场忽然想起刚入师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陈老师没有讲授任何入门知识或开列书单,第一番话是:“你们知道,贾植芳先生是我的导师,他现在年纪大了,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多去贾府走动,陪他聊聊天……”

还想起多年前贾先生因病入院,我去探望的时候,听说病房里作护工的师傅,十年前也做过贾先生的护工。这位师傅对我说:“当时你们贾先生有一个姓陈的学生,对贾先生可好了,天天来看望、帮忙……”我自豪地说:“我就是陈老师的学生。”陈老师对贾先生的尊敬与照顾,点点滴滴,跨越十年时间,还清晰印刻在这位护工师傅的脑海中。

陈老师是这样爱他的师长。

陈老师从来不是端坐在书斋中的学者,总是在实践中体现、传播人文精神。1995年他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最先着手编的是“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当时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学术著作,陈老师特意从朋友那里拉来一笔赞助资金,选出上海一批青年学者为作者,他们大多是大学里的博士生或青年教师,具备崭新的知识结构,也能提出朝气蓬勃的观点看法。

出版社对这套文丛起先没有信心,初版印了3000册,结果图书订货会上一经推出,征订数达到4000多册,后来重印多次。

当时由陈老师推出的这些学界新人,如郜元宝、张新颖、胡河清、罗岗、薛毅等等(“火凤凰”出版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除胡河清不幸早逝外,他们日后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郜元宝先生在他那本收入文丛的著作“后记”中是这样真诚地感谢陈老师的提携之功:“陈思和先生对书中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不厌其烦地坚持和作者讨论、切磋,并在策划、编辑和出版上面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今天回望“火凤凰”,它在当时的展翅,不仅意味着出版实践的成功,也不只是为贫血的文学研究补充新鲜血液,更重要的是陈老师通过自己切实的工作,在文化萧条的年代里承传、接续、播散了精神能量……

陈老师是这样爱他的后辈学人。

一位同门师兄毕业南下,临别前讲起就业经历,本来已有着落的工作,突然发生变故,于是打电话给陈老师。陈老师在电话那头不住地安慰,又马上开始帮他联络其他适合的单位……“你知道吗,”这位师兄是气宇轩昂的山东汉子,说到这里突然眼眶湿润,“那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冒冒失失地给陈老师打电话,可我后来才知道,陈老师那天住院,他是在即将被推上手术台的时候接听我电话的,还为我的工作四处设法……”

陈老师是这样爱他的学生。

“时间过得可真快,记得第一次走到学校大门前,眼睛望着‘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心里不由得‘咯噔’跳了一下。像是为了壮胆,我很记住自己迈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心境,从这以后,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复旦校园里,平静如水地上课、下课……”陈老师这样描述他和他心爱的学校。

经常会有各个院系、各种学生组织邀请陈老师去开设学术讲座,这一类的事情,他向来视为本分,只要学生提出要求则尽量满足。下面这段文字,是陈老师记录的一次讲座情形,我把它引出来,因为通过这些文字能真切地感受到老师、学生、学术、“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绿岛’”这几者之间声息相通的呼应,时在1993年5月:

天照常是这样的热,可是一个容百多人的梯形教室里,提早半个小时就挤满了人……这一段日子以来,常常看到报上登着关于文化不景气的消息,人们所议论的,总不外乎哪个学校的教授卖烧饼,哪个学校的学生做买卖,似乎唯有这些令人沮丧的事件才是一种“新”的气象,才是热门话题。相反的消息,譬如像这样盛况的学术活动,也许在传播媒介看来早已是老掉牙了的故事。

然而我仍然为这样一种纯情的学术气氛所感动。那天演讲到最后,我忍不住说,如果这商品经济大潮是一个“海”的话,我愿意看到在茫茫商海中依然行驶着学术之舟和依然屹立着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绿岛”。(《另一片风景》)

陈老师曾经比照过复旦与北大、清华的精神传统,他发现复旦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有两个特征:一是反对教会对教育的控制,二是坚持民间办学。陈老师将其称之为“草根精神”,并且以为民间办学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有着根本上的精神沟通:

草是最软弱最卑贱的东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决不鲜艳夺目,但草之根却是最坚韧最易于生长的,象征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精神在学术为显学的时代里并不受人们重视,但是一旦学术在“政罗教网”中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时,这种草根精神就变得重要了,有时可以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的精神支柱。

这样的表达,我想已经不仅仅是对复旦传统的历史总结了,这里面更有一种期望。以这样的总结与期望,来应对变动的现实,将一己“生命旅程”镌刻进复旦校园。

陈老师是这样爱他的学校。

鲁迅先生在晚年写过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这也是生活”……》:屋子里熟悉的一切,“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这是“大爱者”对于自我责任化为本能的确认。我觉得,陈老师也是一位“大爱者”,爱“无穷的远方”,爱“无数的人们”……

学生时代曾应一家杂志之约采访陈老师,给定的主题是出版,陈老师说了这么一段话:“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庄稼地是农民的岗位,医院是医生的岗位。但有一种岗位,它是针对传播精神渠道而言的。”听了之后似懂非懂。

等到入陈老师门下读书,认真学习了他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名文《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才开始渐渐懂得陈老师对“岗位”的理解具备两种含义:一是寄托知识分子理想的谋生职业;二是在知识分子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之外,“还蕴含了另一层更为深刻也更为内在的意义,即知识分子如何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血”……陈老师讲文学史,往往会从知识分子转型开始讲起: “五四”为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道义的传统,七十多年来薪尽火传,至今未熄。

尽管它并不包含实质性的内容,但在几代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弥足珍贵。

道德信念与人格力量,永远是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的精神传统,这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之中。教育与出版,我尤其以为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领域。一名教师站在学生眼前,除了讲授知识外,同样应是一个巍然的人格榜样,学生从教师身上吸取人格感染的意义远在获得知识之上。

陈老师研究、讲解的对象,从来不是一个身外的客体,它们往往浸透着生命的体温。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听到陈老师对学生们说起上面这段话,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陈老师给自己提的要求,或者更准确地讲,他自己就立身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中。

当我开始跟随陈老师读书的时候,他正好应上海作协之邀主持一家杂志。从那时开始,陈老师承受着外人无法想象的工作压力。日常行政、杂志编务、教书育人、学术科研,甚至还要满足很多素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各种各样的请求……哪一项不让人劳神费力呢?从那时开始,我眼中看到的,总是一个行色匆匆的陈老师、一个时不时让人担心他健康的陈老师,一个在病床上仍然执笔写文章的陈老师、一个经常走出办公室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走上讲台的陈老师……

2014年,辞去系主任职务未久,又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那年年初,陈老师为满花甲之年而赋诗,其中“老来何处安身命,书海茫茫守我真”的诗句竟已预示着未来使命。很多人不理解陈老师为何如此马不停蹄,同窗好友李辉先生写了一篇《花甲陈思和 走马再上任》:“思和一直努力为之的,恐怕不只是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而是试图将学术、思想、精神、社会等不同层面真正打通。

通过学术、教育、出版等途径与方式,将自我塑造成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人文情怀、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想必是他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有的时候我会担心现实中的“一地鸡毛”牵扯掉陈老师太多的精力。后来看到陈老师在文章里引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座右铭,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深知嚣攘的“两岸猿声”根本无损陈老师宽厚温润的个性,也不完全是因为诗中那份埋头向前、无暇他顾的风致,而更让我动心的是其中自然流露的一种从容与自信。

我忽然想起了陈老师最初的研究对象——巴金先生,巴金先生在切实的岗位上将自身的理想信仰与具体的文化事业结合起来时,就有那种自信、昂扬的风采。在陈老师身上,我也能看到这样一种风采、精神的赓续与发扬,或者借上引李辉先生的话,陈老师行进在“追求人生最高境界”的途中。

写到这里耳畔又回响起陈老师上课时讲的那段话:“一名教师站在学生眼前,除了讲授知识外,同样应是一个巍然的人格榜样,学生从教师身上吸取人格感染的意义远在获得知识之上。”陈老师的践行,甚至穿透他的学术著述与知识讲授,让学生从他身上“吸取人格感染的意义”;恰恰是在他的那份身兼数职、马不停蹄的忙碌之中,我才渐渐走近陈老师,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理解陈老师所谓的“岗位”。

2004年复旦学子评选“十大导师”,陈老师当然入选。当时遵照学生会嘱托,我给陈老师做一块宣传用的展板,选了陈老师写的一段话印在展板上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

我以为这是陈老师治学特点的精要所在,也含蕴着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热望、胸襟与抱负。陈老师在一篇“自序”中说:“我终究希望能获得心中的灯,我想说,我就是灯。”陈老师确实是一盏灯,他置身在一个个切实而具体的岗位上,发散爱、光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