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毛泽东关系揭秘 章曾为刘少奇警告毛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交情从很早就开始了，二人的初识是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安排下。早在解放前，章士钊就曾经三番两次援助过毛泽东。今天，谈谈章士钊和毛泽东的故事。
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将女儿的男友毛泽东介绍给章士钊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是他在湖南时最有前途的两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嘱咐如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下毛泽东。
这便是章士钊和毛泽东的相识。
1920年，毛泽东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拿着杨昌济的信来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钊，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回忆说，当时自己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时的章士钊呢，慷慨地为毛泽东募集了两万银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国胜利后一定要照价(其实是远远超出)还给章士钊。
1963年毛主席对章世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据相关资料，章士钊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18年，毛泽东和杨开慧恋爱期间，虽然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欣赏，但对于毛泽东成为他女婿，却难以下定决心。这时，章士钊出现了。
一天，章士钊到杨昌济家做客，恰好谈到杨开慧的婚配。正为女儿婚事犹豫的杨昌济没有隐瞒老友，将自己的苦恼如实告诉了章士钊。
章士钊虽然多次听人说过毛泽东，对毛泽东的一些作为有所了解，但毕竟没有见过毛泽东，因此，他在杨昌济女儿婚姻大事上不便多说话，但这激起他对毛的好奇和兴趣。于是，杨昌济同意安排章毛见面。
杨昌济还没来得及安排，章士钊在一场讲座上遇上了毛泽东，对其相貌和气度都十分欣赏，认为其定能主宰纲常，前途无量。后来，还是在章士钊的劝说下，杨昌济才同意了这桩婚事。这桩婚事开启了毛泽东与章士钊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亦师亦友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毛泽东飞赴重庆，就战后和平建国问题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由于八年的战火，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当时国人对这次谈判都抱有极大的期待。但是蒋介石缺乏和平的诚意，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到谈判的后期，他竟暗地里调兵遣将，把内战的乌云密布天空。
当时在重庆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章士钊，从密处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担心。有一天，他在参加一位湖南老乡举办的宴会上见到毛泽东，未及长谈，便在手心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悄悄地说：“老蒋是不会和共产党合作的。他现在是拖延时间，准备内战，你应该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时毛泽东为了力促国共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正想再对蒋介石做些工作，听了章士钊的劝告后，不久他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多年后，毛泽东在回忆起这件事时，曾感慨地说：“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章士钊在全国政协召集的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诚恳地发言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本来这是一位数十年与共产党保持挚友关系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肺腑之言，没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后来调子越批越高，几次检查都过不了关，章士钊拍案而起，气愤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他挥笔疾书一信送呈毛泽东，陈述他给中共提意见的初衷，认为遭到如此批判是不公正的。毛泽东主席接到信后立即指示政协，大意是说章士钊在座谈会上虽有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他了。有了这个指示，章先生自然过关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于1966年8月29日抄了章士钊的家，砸坏了文物，焚烧了很多古书，并谩骂斗争了他，还搬走了几车“四旧”。章士钊怒不可遏，连夜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诉主席“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家人劝他不要写，免遭是非，他说：“我要伸张正义！”信发出后第二天，毛泽东在信中就作了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9月1日，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写了回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九月一日
周恩来总理接到毛主席指示后，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了的全部“四旧”。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士钊。周总理还借毛主席作此指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967年初，章士钊看到“打倒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遍布全国，对此忿忿不平，却毅然“反其道而行之”，决定上书毛泽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劝毛泽东与刘少奇鄙弃前嫌，握手言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照理是犯了“大忌”。
章士钊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的团结，就是中国繁荣的基础。如果共产党不团结的话，中国就要大乱，给国家带来灾难，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一切敌对国家就会高兴。所以，我章士钊希望毛主席和刘主席团结，人民才有希望。
他的家人和亲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信发出三四天后，毛主席又亲笔写了回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
毛泽东三月十日
章士钊收到毛主席亲笔信后，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发展已无可挽回了，只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73年7月1日，92岁的章士钊在香港病逝。毛泽东闻听十分沉痛，派了专机去广州迎接他的骨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
郭沫若在悼词中说：“章士钊先生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形势，晚年又以高龄孜孜不倦地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周恩来对章士钊的亲属说“行老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难过的，要我转达慰问。”
在中国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位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人。他一生最大的幸运恐怕就是慧眼识毛。章士钊和毛泽东早年相知，之后毕生相交，虽然二人年龄相差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