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先杰医生 谭先杰:一个妇产科男医生的从医故事
原标题:谭先杰:一个妇产科男医生的从医故事(1)
◆ 付晓英
从一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到医学博士,再成长为受病人敬仰的妇科男医生,其中的艰辛与对职业近乎神圣的责任感,让人感动。本文介绍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男医生的从医故事
妇产科的男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8楼的28诊室是妇产科医生谭先杰出门诊的地方。13点20分,身材瘦小的谭先杰就带着学生进了诊室,等候在外的病人已经很多,13点30分,诊疗准时开始。
今年初,谭先杰被派到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一年,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昌平,在协和的工作基本上只剩下每周三下午的一个专家门诊。从医20多年,谭先杰逐渐有了名气,很多求医的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挂了他的号,要求他来为自己做手术,谭先杰只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说,自己今年去支援昌平妇幼保健院了,在协和一般不安排手术。
听到这个解释,大部分病人也马上做出反应:“谭医生您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可不可以去昌平找您?”从13点30分到18点40分,谭先杰一共看了50个病人,没喝过一口水,没离开过诊室一步,每个人看病的流程都以“您好,请坐”开始,以一声“再见”结束。
对病情缓解的老病人,他轻松愉快地鼓励,夸奖病人恢复得好、气色好、比以前更漂亮;对病情严重的病人,他严肃地帮忙联系其他医生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同时轻声安慰;其间还碰到个病人固执己见,自己提出不恰当的治疗方案,屡次要求谭先杰按她的要求手术,纠缠了很久,最终被谭先杰说服,决定听从医生的治疗意见。
谭先杰语速很快,但是在诊疗过程中,遇到情绪紧张的病人,他会有意识地放慢语速,告诉病人不要担心。在他看来,医患沟通是技术也是艺术,“做医生特别需要理智,走进诊室心就要静下来,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和病人的交流中去,医生对患者要尊重,一个简短的问候可以让病人稍微放松下来”。
他说自己特别擅长记名字,看到老病人一定会叫出名字,这会让患者觉得医生重视她尊重她;他跟病人的交流很专注,看着病人问病情写病历,而不是一直埋头写。
整整一个下午,他只接了一个重要的临床电话,简短几句就说完。他说,医生应该优先关注病人的诉求,“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先问你多大年纪、生没生小孩等等,虽然这些事对医生诊断很重要,但是病人不会觉得那么重要,她首先想说的是她哪里不舒服,她最想知道医生怎么解决她不舒服的事,所以我一般第一句话就问你哪里不舒服,之后才开始写年龄啊婚育啊等信息。
首先要解决的是最主要的诉求,还要特别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我觉得这些对医患关系都很重要。”
他当然也会碰到情绪激烈的病人,但是不发脾气是底线,他经常爬到山顶去使劲吼两声,这种发泄方式不会妨碍到别人,更不会对病人有后果。“比如说今天那个固执的大姐,接诊她前后差不多有30分钟,手术要求也不合理,但是你不能发火,哪怕前29分钟都对她好,只要你最后一分钟发火了,整个沟通过程就都失败了,所以得耐心跟她解释。
但是我还是体谅她,毕竟她信任我,想得到帮助,得到肯定的答案,那我就给她我能知道的答案,我能做的我就做,做不到的我就不答应,她要求的手术属于过度治疗,我认为对她不好,而我选的方案是对她最好的,只要她听了我的意见,医生的说服就是值得的。”谭先杰说。
多年前的病人很多至今还跟他保持着联系。“我有些老病人,每年给我寄家乡的土特产,还有的病人悄悄记下我的鞋号,给我缝布鞋和做鞋垫,这是病人最真诚的感谢。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很虚荣的。”谭先杰笑着说。
当然,力不从心的时候也很多。去年10月份,一名直肠癌手术后盆腔包块巨大的妇女找到谭先杰,希望他能为自己做手术。手术风险太大,本来担心手术台上出问题,谭先杰一直在犹豫是否开刀,但是那个病人的一句话触动了谭先杰。
“她说自己有个十几岁的小孩,她想多活几天,能好好和小孩说再见。我听完这话就下定决心跟她一起拼一把,手术做得特别艰难,最终只是能缓解腹胀,但肿瘤根本无法切除。情况稳定后她出院回家,还跟我有短信交流,我们一来一往地聊聊天,我也给她一些鼓励。
后来很长时间不见她联系我,我心里有点慌,打电话过去询问,没打通。第二天联系上她家里人,才知道我打电话那天她去世了,她弟弟告诉我说她走得很平静。我没能救回她的命,觉得很难过,但是又为她多争取了96天的生命,让她能够跟自己的小孩多相处一段时间,心里也稍微宽慰了一点。”
谭先杰说自己内心里特别愿意为女性服务,希望能帮助更多患者。“因为她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说不定家里还有个像我当年一样的半大孩子。”而他选择做妇产科医生,正是因为少年时的一段经历。
没有新娘的婚礼
立志学医的往事对谭先杰来说是个痛苦的回忆。那年他12岁,从村里的小学考去了重庆市石柱县第一中学,当时正上初二,在学校的生活一如往常,放寒假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在两个多月之前去世了。听到消息的谭先杰悲痛欲绝,昏了过去,醒来之后痛哭了很久,决定“以后要当个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
志向立下了,可是路却不好走。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还从银行贷了款,母亲去世之后,无人再操持家事,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谭先杰变得沉默寡言,更主要的是,来自家里的经济支持越来越少。“那时候我十二三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没有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中午同学们去食堂吃饭,我只能跑到学校的后山上看书,饿肚子实在是太痛苦了。”谭先杰回忆说。
母亲去世第二年,谭先杰实在无法忍受饥饿,跑回家说要辍学。“我说要出去打工挣钱,不上学了。我父亲考虑之后同意了,说管它玉米还是土豆,在家待着至少还能吃饱饭。可是真的决定辍学了,我还是很伤心,哭了。我大哥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回来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去,你回去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去,还是回去上学吧!
’我小姑父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小学任教员,每个月有点工资,可是家里也很困难,他最后决定每月资助我7.5元”亲戚倾囊相助,这让谭先杰挨过了从初中到高中最困难那几年,198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了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成了土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对谭先杰来说,考上医学院离少年时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是全家已经没有余力负担他读大学的费用。正焦头烂额的时候,亲戚想出了个办法。“他对我父亲说:‘谭先杰现在已经考出去了,是公家的人了,不会再回到农村来的。
你们家周围的邻居亲戚结婚生子,你们都随了礼的,他以后肯定是要结婚的,结婚的时候也不会回来操办,但亲戚邻居的礼还是要给的,现在你们又非常困难,那我们就干脆给他举行一个婚宴,等于就先预支了。’于是我们就按照婚宴的程序办喜事,办了个没有新娘的婚宴,而且跟大家说好了,不要跟往常一样随鸡蛋粮食等东西,或多或少都随点钱。”
可是等到婚宴操办的时候,谭先杰发现家里没有肉。“当时本来就没有钱,更舍不得去买,而且我们当地还有个习俗就是办丧事可以送肉做礼物,但办喜事不行,即使亲戚有肉也不可以送,所以干脆就办了个全素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