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女雕塑家向京抨击城市雕塑现状

《华夏时报》:最近搜狐举办的“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评选出全国十大最丑雕塑,作为一个雕塑家,你怎么看这些最丑雕塑,它们真的很“丑”吗?

向京: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美丑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这个讨论,去反省一下我们城市雕塑的运行机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公众不满意的城市雕塑?这次虽然评出来的丑陋雕塑只有10个,但参评的丑陋雕塑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其中最应该反思的是,许多作品明明有问题,为什么还能在各个城市树立?!应该反省是谁把它们弄上去的。

我最近见过的最雷人的作品是新疆的“飞天”,不知为什么这次没给评上?我曾经在网上看过那个雕塑,说实话,真的很震惊,那么大一件雕塑,竟然能够让它做完并立在那儿。应该说,现在的网络是个非常厉害的公众平台,在网络舆论下,那个雕塑没立几天就给撤了,但它肯定花了不少钱,谁为这个事情“买单”?

《华夏时报》:城市雕塑作为一个公共景观,你认为是否应该兼顾大众审美?其中有什么应该遵循的标准吗?

向京:这么多年来,城市雕塑越来越多,但它状况的改观却非常小。即便在一线城市,难看的城市雕塑也非常多。这次选出来的城市雕塑,也并不一定是最难看的,更多的也许是它们更具备话题效应。包括望京评出来的那两个雕塑,可能是因为被周边居民诟病而入选。

其实美丑的标准,在艺术领域并不具备唯一性。但城市雕塑是公共项目,它和艺术创作是不一样的。从学术上来说,公共项目应该是更滞后一些的,因为公共项目和私人化的创作是不同的,所以不见得好的艺术作品就可以直接摆到公共空间,因为它有一个是否具备公共性的问题。

对于公共项目,重要的不是我的看法如何,或某个人的看法如何,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好的公共项目的例子值得我们学习,而好例子的背后是好的机制。只有有一个对公共项目好的评审机制,才能造就好的公共项目作品。只要进入这种公共项目,就有一个标准问题,什么是选择的标准?哪些人决定这个标准?就是机制的问题,现在显现的其实还是利益链条。

《华夏时报》:你肯定去过不少国家,请谈谈这些国家的城市雕塑情况,其中有你特别欣赏的吗?

向京:在国外,公共雕塑其实是有广场文化传统的,从古希腊开始就是。我觉得公共项目都是和公众发生关系的,所以它应该具备一个公共性、共享性和教化作用。从古典主义传统来说,它应该具备民主性、公共性和参与性。所以人们经常会在广场上看见纪念性雕塑,或者和城市历史相关的故事题材。

现代公共项目里,比如像波普艺术这样更大众的艺术形式,也很适合成为公共艺术项目。像奥登伯格那些放大的樱桃、勺子、电话机等,它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是反经典的,但放到公共场合中,却变成一种更加波普,和公众日常经验更加相关的东西。所以,公共项目不同于博物馆作品,它应该是更让人感觉亲近和更有趣味的东西。比如高迪做的水池等公共景观。

在公共项目里,我自己有个很好的经验, 有一年我去伦敦,正赶上英国艺术家安东尼·格姆雷的作品在伦敦当代艺术馆展出。在个展的同时,他的一个公共项目作品也散布在泰晤士河两岸。这个公共项目作品随他的个展在世界各地展出,每次都和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关联。

当时,我站在美术馆的平台上,极目四望,在伦敦那种老式的三四层高的联排别墅的房顶上,站着一个个真人大小的铜雕人,马路上、人行道上也有,一见之下,真有种震撼的感觉。那些铜雕人很安静,闭着眼,孤零零的,给人一种落寞忧伤的感觉,特别像美国电影《天使之城》中的场景。

这个作品暗喻了在快速滚动的现代生活中,人性的孤寂,它让我们突然从流动的现实层面停滞下来,体会惊心的片刻。当然,这种作品在公共项目中是非常少见的,它触碰到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也是我认为公共项目中的一个更高端的好例证。

《华夏时报》:在国内,城市雕塑较大程度受到长官意志等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该如何取舍?

向京:对我们做雕塑的来说,当然也可以和普通公众一样,对评选出来的这些雕塑指指点点,但职业角度也会让我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反省。

大学毕业时,我曾下过一个决心,就是不做城市雕塑。当时也并非对这个机制有什么了解,就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而城市雕塑其实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东西,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意,是一个甲乙方的关系,而有决定权的甲方,往往不一定具备辨别一件作品优劣的能力。

做城市雕塑就可能变成一个生意人了,可能要去泡饭局,去跟人要钱、要项目,而我因为对这种生活方式不喜欢而没有去做。但据我了解,迄今为止,大学雕塑专业的,大部分人还是要去做城市雕塑这样的公共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