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为何冒死拜访大叛徒顾顺章
核心提示: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据最新发现的资料,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然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
本文摘自《记者观察·下半月》2010年第8期,作者:吴基民,原题:顾顺章叛变后留下的诸多谜团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武汉机关等20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是否隐瞒了许多机密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坚持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这就给了中共中央一个宝贵的转移时间。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极大破坏,由于没有抓到周恩来,顾顺章为了邀功,又先后出卖了中共中央几个极其重要的负责人,如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蔡和森等。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但据最新发现的资料,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
”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
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亲自到香港去诱捕同志,另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做他的秘书,同时让同为中共叛徒的王田标、李志远等住在一起,以便监视。
为了提防中央特科红队的报复,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含上一副牙套,容貌大变。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被特科红队镇压,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做后妻,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
顾顺章平时很少外出。其实,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出国共之间斗争的漩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头。他用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大名鼎鼎的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他俩是在二楼孩子住的那半间房的后半间谈的,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
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据张永琴回忆:陈赓的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