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言论 邹韬奋之女:父亲遗言鼓舞我一生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并没有竭力抵抗,随后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担任执行委员。之后,在日本方面的压力之下,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社会名流遭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称“七君子事件”。
历史已经久远,却并未被湮没。5月31日是救国联合会成立79周年纪念日。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七君子”之一—杰出新闻出版人邹韬奋之女邹嘉骊。
退休后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今年已经85岁的邹嘉骊目前一人独居在上海。邹韬奋有两子一女,邹嘉骊是最小的女儿。
1944年,父亲邹韬奋去世时她才14岁,再加之此前的颠沛流离,她从小与父亲聚少离多,印象并不深刻。对于父亲的重新认识,是在她离休后编写整理邹韬奋著作开始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1933—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来还因"七君子案"而坐牢。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11月上海沦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在此后多次的颠沛流离中,每有危险都是父亲先撤,这在我家已经成为习惯。
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迁移到了重庆。在重庆,父亲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扣留,甚至连原稿都不退回。”
后来邹嘉骊在编《韬奋全集》的时候,想到了父亲被扣留的稿子,就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结果在国民党的档案里找到了11篇被查禁、扣留的父亲文章。“一看原稿的毛笔字,我就知道这是父亲的字。”
1984年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离休后,邹嘉骊便全身心投入到了邹韬奋生平事迹的整理和研究之中:从第一本《韬奋著译系列目录》到用10年时间编写的140万字《韬奋年谱》,以及在韬奋基金会策划组织下参与编写的800万字的《韬奋全集》,无不凝聚了她对父亲的热爱。
今年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邹嘉骊透露,补充、再版的邹韬奋纪念集《忆韬奋》也将于11月与读者见面。
母亲是我们家的保护神
邹嘉骊说,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我们家的保护神,保护了3个孩子,保护了父亲,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成就的。他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父亲拒绝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后,国民党开始大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店员工,父亲本人也受到迫害。于是,他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出走香港,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
邹韬奋经周恩来安排到达香港后不久,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按要求还是父亲先撤,我们后走。父亲此去很危险,而我和母亲、哥哥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一家人在枪声、炮声中分别时,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以前无论如何,一家人都还能重逢,但是那一次真的心里没底。
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托付给了母亲,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多年后,每当听到母亲讲起这个场景,邹嘉骊都会感到很心酸,“为了孩子,母亲什么都不怕。逃离香港经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是妈妈鼓足勇气,冲过去夺回了一条毯子。”
邹嘉骊告诉青年报记者,韬奋纪念馆里的展品,也是母亲积极参与操办的,都是真迹,不是仿制的,只有部分缺失的内容是后来补全的。而纪念馆卧室里的家具也真的,是以前父亲用过的。“抗战时,妈妈把家具送到了南通妹妹那里,后来为了办纪念馆,再把原套家具要了回来。”
父亲的遗嘱成了“悬案”
“父亲和我们最后的团聚,是在他病重后。当时父亲的耳癌已经扩散为脑癌。父亲弥留时,徐伯昕、陈其襄都在边上,妈妈给了他纸和笔,他颤抖着写了"不要怕"3个字。”这3个字,后来一路伴随着邹嘉骊走过了一生,成为父亲留给她的最大精神财富。
对于邹嘉骊来说,唯一的“心结”便是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父亲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遗嘱中,邹韬奋并不希望女儿继承自己的衣钵,因为搞出版太清苦了。
“根据我父亲的遗嘱,他希望大哥学机械,二哥学医,不赞成我搞文字,但我不依。不过父亲也说过,即便我走了这条路,他也会觉得欣慰。”邹嘉骊说,最终只有大哥学的机床专业合了父亲的心愿,二哥也没有学医,而是学了气象专业。“他们经历的道路跟我不一样,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我没有。但我爱看书,所以靠自学,继承父亲衣钵走了出版这条路。”
对于邹嘉骊来说,父亲的遗嘱也是一个“悬案”。“他遗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口述版,一个是书面版。其中,口述版,是近几年才发现的。10多年前,徐伯昕次子徐敏带着一个旧本子找到我,本子里有一篇邹韬奋口述、徐伯昕记录的《遗言记要》。”
原来,1944年6月2日,邹韬奋的健康每况愈下,便召来挚友兼工作伙伴徐伯昕等人,口述遗嘱。7月24日,邹韬奋病逝。8月中旬,徐伯昕到苏中根据地华中局报丧,并请求将遗嘱送往延安。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邹韬奋去世消息,并首次发表《邹韬奋遗嘱》。令人不解的是,《遗言记要》与公开发表的《邹韬奋遗嘱》文字很不一样。
邹嘉骊说,《邹韬奋遗嘱》简化了《遗言记要》中很多具体条款,隐去了诸如人事设想安排等内容,变口语为书面语,部分语句也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遗嘱有精神,有原则,有条理,文字也更简练。“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是谁修改的。”
[档案]
邹嘉骊曾出示密电揭露:日军才是七君子事件黑手
对于当年“七君子事件”的史实真相,其实早在11年前邹嘉骊就在公开场合给出过自己的判断,并出示了相关证据。邹嘉骊曾透露,现在我们的史书都说当年国民党当局是纯主观上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8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侵华日军。
邹嘉骊当时就向媒体出示1936年日本军令部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隔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
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揭开了一个历史谜团,证明日本侵华势力对促成该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七君子”逮捕前,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但要有确凿证据才能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逼迫其必须立即动手,并以军事打击作威胁。
“七君子”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时任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颠覆了过去对“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