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陈平原 我系吴承学教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长江学者聘书

2007年3月28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受聘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系吴承学教授应邀前往接受聘书。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聘任仪式并讲话。与会嘉宾除了2006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03位)、讲座教授(99位)外,还有教育部周济部长和科技部、人事部、财政部等部委领导。

在200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评选中,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特聘教授岗位只设一名,最终入选者是我系吴承学教授,他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首位长江学者。

吴承学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多年来,他以文学批评学、文体学研究为核心,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三大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其中《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荣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获2004-20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山之助》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1990—1996年优秀论文奖;《〈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获《文学评论》1997-2003年优秀论文奖;《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1998-1999年度优秀论文奖。

此外尚有其他省部级奖项多种。这些优秀成果奠定了吴承学教授在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和中坚地位,也为我系及古代文学学科赢得了声誉。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学科。在全国各大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此专业研究的学者,历来都是强手如林,名家辈出。吴承学教授能在众多优秀专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这不仅彰显了吴教授在专业研究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体现了学术界对吴教授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的高度肯定与赞赏。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也是学者的学术生命所在。正是敏锐的问题意识与自觉的创新精神,使得吴承学教授能在高手林立的古代文学界乘风破浪,捷报频传。20年前,还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吴承学教授就提出建立"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学界首次对中国古典风格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涉及作家风格、文体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方面,对其历史渊源和演变轨迹加以细致的梳理考察。

博士论文出版后,学术界反响热烈,复旦大学著名学者顾易生教授特地撰文推介,认为这部著作"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体系",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格批评研究,对于调整和充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进行古代文学风格学研究的同时,吴承学教授就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批评滥觞于文体批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也是建立在文体学基础之上的,所以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起点和支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相当冷清和薄弱。这一方面是受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把文体单纯看作一种形式技巧,不予重视;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往往未能从中国古代文体实际出发,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

基于这种学术判断,吴承学教授开始以建立文体学学科为目标,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影响交融、文体发展规律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及文化心态,从而促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

吴承学教授有一种坚实而敏锐的学科建设意识。近年,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等高质量的论文,明确提出建立古代文体学学科的设想。在吴承学教授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与推动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已经从冷门变为热点,而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与文体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充分表现了吴承学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积极预流、勇于开拓的非凡创造力。这种学术开拓中所表现出的宏大气象与高远格局,是值得后进学人学习的。然而,吴承学教授的学术创造,不仅表现在从宏观上开拓和引导学术新潮流,还表现在微观的、具体个案的精细研究上。

以文体学为例,近代以来,传统的研究对象局限于诗、词、曲、赋、小说等几类所谓"纯文学"文体,许多重要的"非文学"文体因不符合现代文体分类而被摒弃。

吴承学教授从中国古代文体实际出发,努力在传统文体的原生态中考察文学史的发展,先后就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评点等文体进行个案研讨。

这些文体虽然无法进入现代文体序列,然而,它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富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它们的产生、兴盛、衰落正是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对这些文体的研究,则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注定是不完整的。吴承学教授的这些文体个案考察,对于如何突破传统学术格局,拓宽古代文学研究视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除了善于发掘被学界忽视而富有学术价值的文体外,对于一些常见的文体,吴承学教授也往往能从某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别开生面,得出迥异于流俗的结论。例如,文学史研究者通常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主要揭示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特征与抒情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文学服务于政教的儒家诗教传统。

吴承学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一文,全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一些诗歌文体创作形态,如唱和、赠答、联句、同题共作、分题分韵、应制、应教、公宴等,从中归纳出当时文坛上普遍重视文学创作的集体性、交际性、功利性的诗学观念。

尽管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没有直接阐发儒家"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但在创作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实践和发展着这种思想。

只是这种思想并非以明确的理论形态来阐述,而是体现在一些具体分散的创作形态上,因此,不容易被人发觉和重视。吴教授的论著,表现了作者善于从人所熟见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的过人识力。

吴承学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开辟新领域,是以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古人治学特别强调目录学和文献学。从目录学入手,熟悉古代文献的流传存废,为学术研究提供广泛全面的资料库,这既是入门的捷径,也是决定学者视野宽窄的要素之一。

吴承学教授对此非常重视,每研究一个专题,第一步工作就是编制相关的研究文献目录,然后再精读相关文献。由于一切从文献出发,让材料说话,因此,吴承学教授的学术论著一方面新见迭出,胜义纷呈,另一方面,又显得材料充分,逻辑严密,结论可靠,绝非天马行空的无根之谈。

对文献的精熟,又使吴承学教授往往能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典籍中挖掘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如他近年来思考较多的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字书与早期文体观念的关系等,都是颇有学术价值而长期被学界忽视乃至漠视的问题。

一些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等,不仅是治学入门必读之书,其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研究材料。吴承学教授先后撰成《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四库全书总目〉与古代文体学》等重要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显然得益于他深厚的目录学与文献学功底。

吴承学教授研究古代文学,既重视传统的治学功底,又不囿于传统。面对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挑战,吴承学教授每研究一个问题,都力求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胸怀,既熟悉中国学术历史,又了解世界学术背景,纵横构成一个学术坐标,并在这个坐标上寻找学术制高点,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

具体到技术层面上,吴承学教授既重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以先进的电子检索系统收集材料,掌握信息,同时又强调传统的文献细读与释读,并结合自己深厚的学养来分析、判断材料的价值,不断取得迥超时流的成就。

尽管已名闻遐迩,学界同钦,吴承学教授依然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潜心学术、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吴教授说,他在年轻时曾经认为,治学犹如马拉松长跑,不能急功近利,应该有计划,有节奏,持之以恒地一步步跑下去;后来又进一步体悟到,治学,并不是一场与他人的竞赛。

选择了治学,也就是选择了一种自己喜爱的、充满尊严与快乐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吴承学教授的治学道路与日常生活中,总是显得那么从容、澹定、优雅、快乐。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态,正是吴承学教授能长期保持旺盛的学术创造力,源源不断地贡献出学术精品的重要原因。

吴承学教授入选长江学者,既是他个人的光荣,更是我系的骄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长江学者制度实行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全国只产生了四位长江学者: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和我系吴承学教授,而陈平原教授与吴承学教授恰恰都是我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这种殊荣,令我们中文系师生感到自豪;同时也将成为鞭策我们奋进的压力与动力。 ★现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