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惨死 李劫夫“文革”死于学习班
李劫夫是谁?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它们的曲作者,就是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写就两千多首歌。
“文革”中,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红色音乐家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因为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而到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所谓“学习班”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
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