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恩青事件”里的死不悔改与永无宽宥

5月25日上午,浙江温岭杀医案凶手连恩青被执行死刑,发生在一年半前的病患杀医案终于画上一个句号。2013年10月25日上午,病患连恩青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内行刺,导致3名门诊医生被捅伤,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遗憾的是,在连恩青给家人的书信中,并未表现出一点后悔。他甚至在信中称死刑是“最好最完美的方式”,以及“有意义的归宿”。(5月26日《新闻晨报》)

连恩青手术后,世界就只剩下鼻子。

我们见惯了嫌疑人落马后,声泪俱下的忏悔,却不想连恩青至死认定,手术后的纠葛是一场子虚乌有的“共谋”。他活在自己的逻辑里,偏执而难以自拔,最终以弱势的刀子,刺向无辜的主治医师。如果说穷凶恶极的犯罪行为罪无可恕,那么,知错不悔的乖戾,恐怕更伤害了最底线的人文悯恤。

恶性刑事案件,是非自有法律公断。舆论宁愿相信当事人罹患精神疾病,因为谁都不愿这样的极端个案,在无原则的宽宥中,衍生出任何“维特效应”。历史上、课本上,那些放下屠刀的故事,寄寓了公共价值的美好想象。但生活远比想象更具象——不是每个浪子,都有回头的“基因”;也不是每段剑拔弩张的关系,都能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

连恩青的死不悔改,既不能建构起他眼中的所谓正义体系,亦不足以撼动正常的价值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过,社会情绪是复杂的,远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困难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当然,“社会情绪反向”不只是特定群体的专利。在连恩青之死上,亦弥漫着各种反向情绪——譬如丧失立场与原则的“辩证法”,非要为行凶者做人性辩护;又譬如非要以极端之果,找到正态之因。这就像警察抓了一个流窜小偷,惩戒完了,非要问一声,“为什么偷了路人甲而不是路人乙”,然后分析出路人甲被偷的“必然性”,以此成全偶发事件中的“伪理性”。

只是,恶便是恶,哪怕死不悔改,哪怕终身执迷。

此前,病态的怀疑驱使连恩青在每一次诊疗报告中寻找着医院的漏洞,而每一个技术的漏洞又加深着他的病态怀疑。恰如主审法官所言,“他就说医院一个CT造假;另外一个姓名,他看病的姓名,连恩青有的是有三点水的,病历上打出来,有的是没三点水的,年龄有的是33岁,病历卡上有的是80岁……”今日而言,这应该是两个层面:一者,检视显性的问题,不代表折中罪恶的程度;二者,纵使旨在公益的新医改不走一步,亦不是医患方赤膊上阵的完美藉口。

当然,抛开死刑制度之争不说,连恩青的终点,并不是纾解中国医患关系的灵芝仙草,甚至都算不得一例“止痛剂”。医患关系的布景不改,大环境所传递的可怖情绪,终究不会自动灰飞湮灭。

就算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终究会沉寂于历史深处。马不停蹄的制度变革,也许会温和掩埋曾经的种种。不过,改革不是妥协于罪恶,更不是慑于抵死无悔的癫狂——笃信如此,价值的天平,利益的博弈,哪怕喧嚣而过,才不至于成为一团浆糊。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