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人肉 顾铮:论姜健的 《主人》

201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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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框架来看,工农联盟框架中的农民一直被提升到社会主体的高度.在这种被赋予的高度之上,人们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并接

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框架来看,工农联盟框架中的农民一直被提升到社会主体的高度。在这种被赋予的高度之上,人们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并接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社会发展的主力的话语。也许,正是这么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设定,成为姜健采用将对象放在画面正中的这种方式的主要理由。

但是,对于姜健来说,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与浪漫的"人民崇拜"之外,他自身的农村经历也许也在他对农民地位的无条件肯定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在关于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的同一篇文章里,就曾经充满温馨地回忆他作为一个辽宁省高级干部的子女下放农村时所受到"主人"们的热情关怀。这种对"主人"的感情,被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移植到照片中去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并不是对于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的简单复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一种悲壮的宣言色彩。他也许无意要用自己的"主人"影像赋予"主人"这个名词以具体的内容,但是影像的多意性会无情的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历史印痕。

在姜健的照片中,"主人"们的生活现状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与正视,他们既有富足的,也有窘困的。他的诚实使得他不会刻意美化"主人",而是谨守摄影的有见必录的特性(尽管这个特性已经受到质疑)。

相对于现实中的对"主人"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如创造农业户口这种明显的歧视政策),姜健的影像肯定是真诚的。他的"主人"情结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意识形态作用于这个1950年代生人的结果。表现"主人"也许更是他的感情使然。

然而,在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中,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阶层作了重新分层。根据这份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被分成十个层级。而以前的社会主体农业劳动者即农民被列在第九位,其地位处在产业工人之后,无业、失业与半失业人员之前。

显然,根据这个研究报告,农民已经不是促进这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主人"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社会底层的主要部分并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公开确认。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主人》中的"主人"的含义与呈现方式就显出了与当下现实的背谬。姜健怀着良好愿望拍摄的"主人"的图像,事与愿违地成了一种对"主人"现实的嘲弄与反讽。现实的飞速变化使得这些照片反而更像是对于过去的工农联盟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讽刺与嘲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照片倒不如说成了一曲"主人"地位的挽歌。

姜健之所以拍摄《主人》,一个重要动机是他相信他的照片是有文献价值的。他说他在拍摄时"选择最基层、最平凡、最众多的人群,他们才最具‘代表性’"。他希望以一概全,以这批农民形象代表中国的农民,就像桑德企图使自己的肖像照片成为人类的原型那样。

因此,他采用这种尽可能收纳大量信息的呈现方式,相信摄影有这么一种展现"真实"的可能与力量。而比照陆学艺先生提出的现实,现在可以发现,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主人"形象,恰恰颠覆了外部赋予"主人"们的种种幻想与想象。现实本身的发展,使得公共话语暴露出其具有的虚假性,而此时,摄影以它鲜明的记录性使得这种虚幻更形具体。

从现在看,我们在面对这些"主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尴尬。而这肯定也是姜健在拍摄时没有想象到的。而这种被嘲弄的感觉,更由于"主人"这个名字的命名与姜健的观念主导的程式化的处理而进一步强化。《主人》的图像不仅仅显示出摄影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控制力,更暗示摄影背后的意识形态对于摄影家的潜在影响力。

而正是这样的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强烈的背谬与反差,才使得《主人》更具有了特殊的文本意义。而这一切,已经与姜健以及他的"主人"们无关。无论如何,姜健的摄影实践已经为当代中国的纪实摄影与摄影文化带来了刺激与活力。同样的,我也希望这篇思考尚不周全的文章能够为对中国摄影的批评实践带来一些刺激与启示。

参考文献:

《主人──姜健摄影作品集》,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年,北京。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

李晓斌,《关于<上访者>的拍摄及其它》,<老照片>,15辑,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