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和邓小平 历史上的今天:邓颖超逝世 与邓小平旧事

20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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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8岁.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6年后任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8岁。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同志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她和周恩来襟怀坦白,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人们都知道,周总理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不希望亲属们依靠任何“关系”与“照顾”。周恩来侄儿周尔均曾撰文《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以怀念伯父。文章称,周恩来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最终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邓颖超与周恩来为何没有后代?

1924年7月从法国奉调回国的周恩来,9月抵达广州。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她们要结婚了。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

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与邓颖超

1927年4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而就在周恩来在上海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这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邓颖超与邓小平的情谊

邓颖超与邓小平不仅同姓,而且同龄,但不是同乡。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少年时她在天津读书,1919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

1916年在天津读书时的邓颖超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等人一起开始了革命生涯。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有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

据邓小平回忆:“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

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