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赣路边野餐 27岁的毕赣靠《路边野餐》出名了 然而更多年轻导演还挣扎在路上

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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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89 年生导演毕赣第一次看到他的电影<路边野餐>公开放映,是 2015 年在瑞士南部小镇洛迦诺的一个大广场上.观众大约有 3000 人,说是公开放映,其实连

1989 年生导演毕赣第一次看到他的电影《路边野餐》公开放映,是 2015 年在瑞士南部小镇洛迦诺的一个大广场上。观众大约有 3000 人,说是公开放映,其实连个正式的电影院都没有。

从 1946 年起,瑞士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场“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它在中国的知名度很有限,也不设红毯。但是和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相比,它胜在氛围。撇去了种种浮华之后,洛迦诺对艺术电影和新锐作品有着额外多的热情,以至于毕赣事后回忆起它来的时候,用“沉醉其中”来形容。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毕赣说他在洛迦诺每天都去玩一会儿轮盘赌。唯一输的那一天,赢得了“当代影人“竞赛单元的最佳新导演奖——这种细节听上去云淡风轻,但其实,直到动身前往洛迦诺的前些天,整个剧组还处于混乱之中。

后期细节、DCP(拷贝文件)、总局送审都没有完成。7 月 31 日是 DCP 递交截止期,但技术出了故障,有一个画面被“马赛克”,不得不邮件请求宽限了3 天。由于是首映,剧组人人想去,但这伙人连机票钱也出不全,最后找了瑞士航空做赞助。

在洛迦诺发出邀请的同时,毕赣其实还有别的选择——威尼斯电影节的两个非主竞赛单元“日竞赛”和“地平线”,以及韩国釜山电影节。事实证明毕赣的选择是对的,釜山在西方的影响力有限,威尼斯尽管来头不小,但非主竞赛单元过于边缘。

洛迦诺首映结束后,国外影评人、发行商都找到毕赣,法国南特的电影节主席也发出了邀请。最大的“意外”在毕赣回国的航班落地之后到来,电话短信通知一涌而入,他发现“手机要爆炸了”。

整个 2015 年下半年,毕赣又带着电影去了 20 多个国际电影节,拿到 7 个奖项,进行多场放映。

他出名了。

毕赣

在中影国际的副总经理沈暘看来,这样的宣发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沈暘是帮助毕赣处理电影节和海外发行事务的负责人之一。“每个片子的条件不一样,机会不一样,电影节的功能也不一样,不同体量的片子要如何选择什么电影节,我们会有判断和选择。”

沈暘此前在上海电影节做过很多年的创投项目,2013 年底,她加入中影国际做海外发行和合拍片,最著名的合作者就是刁亦男和他的《白日焰火》,此外还有《少女哪吒》的李霄峰、《穿过黑夜》的章明、《东北偏北》的张秉坚、以及如今《路边野餐》的毕赣。

“《白日焰火》因为本身比较成熟,所以直接送去了柏林电影节。而《路边野餐》、《少女哪吒》这样的新导演创作的电影则更适合有鼓励新人评奖的平台。”沈暘对《好奇心日报》说。

在国际电影节上闯出荣誉,从而提高国内的关注度——这已经成为中国年轻的“文艺”属性导演的普遍选择。事实上,哪怕在好莱坞,参加小众影展也是独立电影最常见的生存方式。它们以这种路径收回制作成本,这和商业电影有迥然不同的思路——后者的收益主要发生在院线渠道里。

《路边野餐》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贵州乡村凯里的故事,诗人陈升带着母亲的遗愿,踏上旅途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方言、诗歌独白、不受约束的 40 分钟长镜头都是它的特点。它起初无人问津,但艺术奖项带来了声名。

不过,真正令他和《路边野餐》为国内普通观众所熟知的,是 2015 年11 月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他走了红毯,领了奖,致了辞,还在后台遇到了侯孝贤,“他跟我简单几句,要认真拍电影”,毕赣唯有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显得有点激动。

绝大多数时候,他表现得很平静。沈暘对毕赣的沟通能力评价很高:“我以前带过其他年轻导演,事先都会告诉他们应该怎样面对媒体、发行商,有哪些重要的点,要着重做功课。但是毕赣,我们不用。很自然地去应对这些场合,回答的同时,不断地在完善。”

翻译问题除外。毕赣的平静很是带来了一些困扰:“我在说一个笑话,他们以为你很正经。”

毕赣在金马奖领奖

电影节上的热闹,已经和毕赣两年前独立拍电影的境况完全不同了。

在中国,一个想拍电影、且能拍电影的年轻人可能会有下面这几种路径。

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和青年电影计划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每年他们都会向全国开放报名,经过一个审片委员会的筛选,会有 30 部左右入围,获得和电影公司洽谈的机会,从它们那里得到资金和资源。业内也有一些专门会投资青年导演和文艺片的公司和机构。方励和他的劳雷影业是出名的一个,李玉、娄烨、王超都从方励这儿拿到过他们的第一笔投资。另外也有导演曾凭借短片作品,直接入选戛纳电影节,得到国外制片人、基金的支持。

1986 年生的独立影展策展人李召玉认为那些五花八门的培训最不靠谱。“李亚鹏的 coart 导演培训,请来台湾的导演,以为和观众交流交流,其实人家收了钱搞培训。”李召玉也是此次《路边野餐》的推广者之一。

更多的年轻导演,尤其是处女作导演,四处碰壁,只能自己凑钱先拍出来,再拿着片子踏上推销之路。一旦有电影公司识货,就愿意投入资金完成后面的工作,包括后期制作、宣传发行,直到上映。毕赣经历的就是这最后一种。

《路边野餐》 剧照

2013 年底,毕赣觉得写作三年的《路边野餐》剧本(当时还叫《惶然录》)已经成熟了。他多次被拒绝,但也感到“等不起了”。最终开机的 20 万全是亲戚朋友凑出来的:毕赣母校山西传媒学院的老师丁建国拿了十几万,妈妈拿了 2 万、太太(当时的女朋友)拿了一些。丁建国还帮忙从学校里借到了专业摄影机。

拍摄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因为发不出工资,20 多个员工一个月走了多半,最后只剩下包括毕赣在内的 4 人。毕赣自己当摄影师,录音师是之前跟他一起做婚庆摄像生意的伙伴梁凯,主演是自己的叔父,没给钱。

经历类似情况的大有人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导演李睿珺,第一部长片《夏至》基本是自费的,全家都上了,担任制片人的是李睿珺的表哥。《心迷宫》导演忻钰坤拍这部处女作时,剧组差点解散,170 万资金来自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路边野餐》现在的制片人,天画画天公司总经理单佐龙是在 2015 年 5 月看到电影之后决定加入、并和毕赣签约的。天画画天是一家专门扶植文艺导演的公司,创立者从事房地产生意,并以此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签约了郝杰、李睿珺、杨瑾、彭韬、万玛才旦等青年导演,每月给他们发 3000 元工资,也会为他们拍电影提供一部分费用。

天画画天本身的结构也非常简单,单佐龙是总经理,但其实更像一个“买手”,他来物色值得投资的人选,再由团队里另一个人来把控风险。

单佐龙说年轻导演很难避开起步的艰难:“第一部作品非常难,新导演没有任何过往经历、过往的才华,所以没有办法快速证明自己的才华,所以是一个悖论。毕赣一样,第一部作品没有钱,开拍不了,就证明不了。第一部就要靠自己。”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剧照

随着整个电影市场越来越火爆,号称要为拍电影的年轻人做点事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雷声大雨点小”。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爱奇艺都推出了自己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提供资金拍摄一部短片,但更像是在储备拍摄网络大电影的人才。

阿里影业在去年10 月推出了 A 计划,计划投入 10 亿元来扶植青年导演。但 CEO 张强也说这 10 亿元只是一个资金池,目前还没有太详细的计划和安排。

光线传媒自豪于自己对新导演的扶植力度,今年计划开拍的 30 多部影片中,将有三分之一是“导演处女作”作品,但所谓“新导演”,基本是以试图转型导演的演员为主。

还有来自于官方的那些扶植计划。2007 年和 2015 年,广电总局分别推出了两个不同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但并没有看到任何成熟的作品面世。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获得在大银幕上上映机会的那些年轻导演的作品大多来自于两个途径,他们要么像《钢的琴》、《白日焰火》、《少女哪吒》一样是通过上海电影节的创投环节获得资金和宣发支持,要么像《路边野餐》、《心迷宫》那样自己掏钱先把电影拍出来,然后拿着样片去找愿意做宣发的公司。

沈暘认为这实际上是符合现状的:“市场本身在增长,对新导演的诉求很大,但是因为这个市场体量非常大,投资人越来越谨慎。所有的市场,(都只有)10% 、20% 的影片是赚钱的。市场本身留给新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和国外相比,中国新导演的境遇说不上是更好,也说不上是更差,因为每个电影市场的情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李召玉和单佐龙认为艺术电影在国外的处境更好。前者的理由是国外有艺术院线,又有蓝光 DVD 等多种不同的发行渠道,再加上观众有对独立电影的需求。而后者觉得其他地区官方的支持力度会更大:台湾有设置政府辅导金,欧洲有相关电影基金,都可以申请。

但沈暘不太看好国外新人的机会:“加拿大本土电影只占 1% 到 2%,现状更严峻,留给他们的机会更少。”

毕赣对这些的评价相对淡然一些。他对《好奇心日报》说,国外年轻导演的状态比较“古典”,单纯拍片子,而国内的很多导演则在“发烫的地面”奔跑。

《心迷宫》剧照

实际上,毕赣在找《路边野餐》后期资金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电影的另一家制片公司黑鳍文化是一家于 2013 年成立的公司,同样是号称以扶植新导演为目的。公司所有人王子剑以做商业广告起家,整个团队实际在电影项目上经验甚少。2014 年年底,黑鳍文化第一个和毕赣口头达成协议,虽然最后也以“出品方”的身份出现在了银幕上,但实际上整个过程中贡献极少。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和各种电影公司、资本打交道,对于毕赣来说可以看做是学习的一课。虽然毕赣在采访时,也说过电影除了创作部分就和自己无关这种话,但他还是承认“通过这部电影我更了解发行上面的问题、难题和它有突破的地方,我就会慢慢地从幼稚变得专业。”

种种经历,都是导演和行业打交道的过程。刁亦男和他的《白日焰火》最初就是因为担心在国内遇到不靠谱的公司,原本希望在国外电影节中找到投资,不过恰逢欧洲金融危机,釜山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这一圈走下来,还是没找到钱,于是不得不回到国内,开始学着和中国资本打交道,最终选定了幸福蓝海作为影片的出品方和承制方。

沈暘认为,“为新导演配置什么操盘手是很重要的”。“没有存在感的片子很多,还是品质本身不够好,资源配置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包括主创团队,宣发团队。(国内)成熟的主创团队数量,没有超过两个手。”

《白日焰火》剧照

和以往都不相同,毕赣现在颇为乐观。他认为眼下团队稳定,“热钱”的好处就可以充分显现出来:“比如我下一部拿 1000 万(元)非常容易了。有制片和监制帮我处理这份工作,这笔资金(就可以)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就是火热的市场带来的好的地方。”

资本面前,毕赣强调他能够完全保持独立:“一块钱资本也会对你提要求,但这种要求看你回不回应他,用什么方式回应他。你给我一块钱,你要我出去陪你一小时,我怎么可能?你给我 100 万,让我出去陪你一分钟,我也不可能。”

但事情到底会如何,可能并不是毕赣现在能预料到的。此前方励在看到李睿珺的前作之后,愿意给《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出钱。但后来他承认曾经出了个“馊主意”,想在电影里加入历史的回忆,放千军万马的镜头,或者加入一个逃犯——能用明星,能有大场面。而李睿珺觉得太突兀,拒绝了他。

导演忻钰坤的《心迷宫》在 FISRT 影展上映后,就有不少影视公司带着成熟的 IP 找到他——包括宏大的魔幻题材。至于他的新片——中低成本的乡村悬疑片《山野追踪》,则仍然没有大公司有兴趣。

在商业类型片领域,宁浩是一个上升跨度最大,结果最好的例子。1977 年出生的宁浩,在 2000 年头几年也是靠凑钱拍独立电影,2006 年,他在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资助下拍了《疯狂的石头》,自此一路成长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宁浩

“文艺片也有很多烂片,商业片也有高品质的商业片,只要品质足够好,(一定是能冒出来的)。”这是沈暘和毕赣共同的观点。

不过,被印上“文艺”标签的导演,发展之路可能会更艰难一点。一方面是难以往商业电影转型,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发行遇冷。

2016 年初,太合娱乐接下了《路边野餐》的发行工作。单佐龙称他们很“勇敢”,即使有那么多奖项做担保,很多大发行公司还是不愿承担风险。

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前一天,毕赣还在为电影写宣传稿件,一直到凌晨五点。这篇稿件后来发表在自媒体“桃桃淘电影”上,其中有一段话:“拍这部电影之前没想过会在大陆上映,我觉得浪费时间。真正让我愿意趟这趟浑水的是我的制片搭档佐龙。他信仰小川绅介的一句话,‘观众绝非傻瓜,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拼命地活着。’”

所谓“浪费时间”,是说即使《路边野餐》为上映做了诸多铺垫,但最终依然不会有一个太好的结果。少有明星、风格“清奇”的文艺电影和院线的商业属性有冲突,毕竟连侯孝贤的《聂隐娘》都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先例。

7 月 15 日上线之前,《路边野餐》还经历了一次调档。原定于 6 月 3 日上映的《路边野餐》正好撞上《X 战警:天启》和《魔兽》两部电影,毕赣、沈旸、单佐龙原本都不觉得调档是个好主意,觉得这样会让自己“显得矫情、做作”,但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调与不调于结果而言都不会有太大不同。

最终果然没有什么不同。《路边野餐》首周末三天排片率都不超过 1%,主流院线很少排片,即便是愿意放映这部电影的影院,也大多把场次排在了早上十点或者晚上十点——不管这部电影口碑如何,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可能从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