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崇武简历 倾听阮崇武和那段改革的历史
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谁为投资者提供的配套服务最好,谁就是特区
本报记者 王佴 发自海口
7月1日下午,在位于海南省委大院内的家中,阮崇武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被国务院正式批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次日,新华社消息称:“由此,浦东成为全国首个由享受政策优势的地区转向享有体制优势的地区。”
而阮崇武,曾是成立浦东新区的推动者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特区的前党、政一把手,在他5年的任期内,海南省推出了100多项力求突出体制创新优势的地方性法规及省级政府规章。
“我所有的工作经验,可以归纳为一句,‘所有一切行为或出发点,一定要符合实际’。”阮崇武总结道,“就这么简单。”经济规模取决于辐射能力
阮崇武,1957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历任我国驻联邦德国科技参赞,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公安部长,劳动部长,海南省委书记、省长,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尽管称自己地方、部委、国内、国外都干遍了,但显然,20年前上海的经历让阮崇武十分难忘。
“从政生涯中,感觉到最辛苦的阶段还是在上海,那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也是最年轻的市长。大事小事,该我管不该我管,都得去管。”阮崇武对1983年至1985年期间的繁忙程度记忆犹新,“当时,上海自身的全年机动财力甚至不足以建条一公里的马路,但是有多少事要做呀。1983年时,我经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阮崇武说,当时主要的问题,是考虑上海新竞争力从何而来,“我到现在还是认为,谁的经济规模能做多大,重要因素取决于它的辐射能力。”
20年前,上海人对“星期天工程师”现象议论颇多,该现象是指上海周边苏浙等地的乡镇企业来上海大企业挖人,于是这些工程师便选择平日在单位上班,利用节假日去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我当时在苏浙考察时对那些乡镇企业家们说,欢迎他们利用我们上海的人才,但更希望他们在制定产品发展方向时,尽量把为上海做配套为目标。”同样的话,他在考察宁波北仑港时,也对当地领导说过,“我建议他们修铁路和高速公路将港口与上海相连,这样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益。”
而占据阮崇武更多精力的是推动浦东新区的建立。当时有关方面总有一种看法,上海已经有了个金山石化区,没有必要再去建一个浦东新区。
但包括阮崇武在内的上海市领导汇报解释说,浦东的功能定位与金山是不同的,它更侧重于第三产业发展,而且它离上海主要城区更近,更宜发挥服务业的功能。”今天,浦东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证明了他们当时的远见。以股份制形式推动基础建设
1993年1月18日,年届六十、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阮崇武,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同年2月4日,在海南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中,阮崇武被选为海南省省长。
由北京调海南,阮崇武认为,“中央有中央的考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人只要愿意做事,其实在哪儿都能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大特区的十年变革》一书中,这样解释阮崇武来到海南的原因:“1993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海南考察时,就阮崇武任书记兼省长一事说明了中央的意图,‘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海南是唯一的一个,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主要考虑是,为了使海南经济特区在建设过程中能够迅速动作,便于集中统一领导’。”
阮崇武回忆说初到海南,“有一次,我有要紧事要向北京汇报,一个长途电话,足足拨了三个小时才能打通,而且后来发现,这还不是个别现象。
这是建省伊始的海南,基础设施极度落后的真实写照。一位担任省政府厅长的官员,向记者描述1993年时每到傍晚时的海口街景,“浓烟滚滚,因为电力供应没有保障,每家店里都有自备的柴油发电机。”
1993年6月底,在逐步取消对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后,中央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尽管由于惯性,当年海南的经济增长仍然高达30%以上,但强弩之末的疲态已展现无遗。而早在此之前,阮崇武便已经开始在各种场合频频预警并采取应急措施。
“我一来海南就多次讲,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很严重了,这是一场‘击鼓传花’。像冯仑、潘石屹他们或许能听进我的话,及时收手,现在发展得都很好,但更多的还是被套住了,尽管心里着急,可作为政府我们总不能不准人家投资房地产吧。”
与此同时,阮崇武开始将基础设施项目纳入股份制的轨道,海南于1993年设立了全国首家股份制地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之后,短短几个月就组建了机场股份、高速公路、南山电力等大型股份公司。阮崇武解释此举道:“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抓紧股份制,一旦市场冷下去,那些热钱就会退走,所以,海南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12年后,基础设施落后已经不再是制约海南发展的瓶颈了,在《海南十年反思》一书中,作者蔡慎坤称海南已有了“超前的基础设施”。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实验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一个35岁的助理研究员,连续发表了两篇有关“小政府、大社会”的文章,引起学界的关注。两年后,中央与海南建省筹备组选择在海南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架构,这位年轻的学者被通知前往海南,参与海南特区体制改革的设计及省级行政机构设置的具体工作,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廖逊。
“社科院海南调研组里本来没我,临时通知我去,我走后门才买到机票,结果比他们晚到了三天。”廖逊回忆道,“我文章中设定的背景是一个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并不是海南,而且在设计海南的机构时,当时的省领导让我们‘设计些上头找不到的部门’,结果上面的部委干脆就不拨钱下来了,说你们几个部门合在一起,我们的经费无法保障专款专用。”
“‘小政府、大社会’是指导我们发展的方针,但政府也并非越小越好,考核政府的标准不是大小而是服务。”阮崇武对特区有其自己的认识,“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谁为投资者提供的配套服务最好,谁就是特区。”
“阮崇武是一个改革者,这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他抓住了突破屏障的方法。”廖逊说。
“改革需要打破各利益部门的阻碍,所以在政府的体制改革中,许多时候并没有绝对的保守派与改革派。更多的时候,改革他人利益时,是改革派;改革自身利益时,则是保守派。这便是俗语说的‘处员绑架厅长’,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改革方案在讨论时,往往先在本部门讨论,方案面对的并不是被服务对象而是本部门的下属,于是一个厅长的决策往往由下属们所左右。
如何破这个阵,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廖逊说,“我个人认为阮崇武做到了。”
阮崇武在政府改革上的举措,被廖逊总结为:“他知道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改什么,就是改政府职能,他要求‘各部门拿自己的权力开刀’,并形象地将政府改革目标比喻为‘增加打扫卫生(管理服务),减少看门的(把关设卡)’。”
廖逊举了亲身经历的实例。海南建省之初曾对企业有出口配额招标分配的承诺,但多年没有兑现。因为按常规做法,此类事项先由省长交主管副省长,再交相关厅长,厅长再让本厅人员作出一个能否实施的意见来,“由于此项承诺一旦兑现,相关部门利益立刻会受损,事实上也确是这样,没几天厅里就写了一万多字,解释这个承诺为什么执行不了,于是这事总是被拖着。”
但阮崇武却改变了常规的流程,“他开会,让各副省长研究这个方案是否可行,由于分管副省长只有一票,所以绝大多数与会者没有受到利益的牵扯,经过几天认真的研究后,一致认为承诺应兑现,于是作出决议再交由分管副省长交该厅厅长处理,结果没几天,一个漂亮的兑现方案便由厅里做出来了。
”当廖逊受邀在欧洲作讲座举出此例时,全场掌声雷动,“破除部门利益需要这样的智慧。阮崇武任内推出了60多项类似的改革,成功率极高,而许多部门的利益方阵就这样于无形中被破解。”
尽管在他任内是海南经济最艰难的时候,但在阮崇武离任的1998年,海南实际吸引外资为15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多年未被打破。“阮崇武为海南的最大贡献,不在于GDP的增速,而在于为海南的市场经济的初步完善,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学者蔡慎坤评价道。
面对这样的评价,阮崇武并不以为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只是入门,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在年初的一次政府转型的论坛,他如是表达自己对政府体制改革的理解:“解决‘落实难’是今后实施公共服务型政府最关键的问题。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这个收获非常大,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上。虽然还是中途,但是我认为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刚刚开始,还是一个新的阶段。”插图/苏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