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 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图)

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

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

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犯忌,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儒学是否能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呢?

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自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从人类历史上看,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少见,就是进入21世纪虽未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则不断,其中政治、经济问题无疑是引起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文化问题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

如何化解这种因文化上的原因而引起的冲突甚至战争,也许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所谓有“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和某些偶然的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因为有文化上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

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许人类将毁灭其自身。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

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2002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为“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

可以说,伽达默尔所持的主体——对象平等意识和文化对话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

这种理念,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关系、民族关系等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无论哈贝马斯的“正义”和“团结”原则,或者是伽达默尔的“广义对话论”都要以承认“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和谐相处,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

因此孔子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原则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条基本原则。

五、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大人之学)这部书更加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治好“家”、“国”、“天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和谐社会。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

“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要能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作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就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为人行事要益于社会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个人通过道德修养,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实践“立大本行达道”的大事业。

这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颜乐处”了。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

”儒家认为,找一“安身立命”处,对自己的身心内外之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乖错。一国一家,莫不然。”

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的身心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无论治世、乱世,自己都应修德敬业,这样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尽伦尽职,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很安宁的,所以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话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

儒家一向都非常着重“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要对自己有个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这样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于那些有碍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外在影响,应该排除。

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应该是人们努力去追求的,这样自己才可以有个“安身立命”处,其身心内外自然和谐了。然而追求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温习阐发孔子儒家的思想,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无疑是重要的。但古来圣贤的思想、理念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所有的问题,也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它只能给我们一些思考的路子,启发我们去用这些思想资源,在给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而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结束语:感谢汤一介教授为我们作的精彩演讲。汤教授认为,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地发展。今天,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

汤教授还就如何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三大问题,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和人的自身矛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回味的。谢谢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