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的子女 共产党人的忠诚朋友——周素园
周素园,一位曾跟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民国老人。在他的家乡贵州省毕节乃至大西南数省区,他绝对是一位声望极高的社会名流贤达。虽然他辞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他的声名与事迹依然长传不衰。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册薄上,这位革命老人也完全有理由有资格留下自己的声名与业绩。
1879年,周素园出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他就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此间,因看不惯一些人投机革命的种种不良行为,毅然辞别所担负的公职,于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
回到家乡与政治切割后,他便日日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倾全副精力从事读书与研究工作。他涉猎广泛,大凡古今中外有关社会改良治理方面的书籍,只要获得,无不潜心研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目之所及的各类书籍,不仅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更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书籍,他每逢必览,就是很时髦但更带极大风险的马列主义书籍,他也精心研读。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也认真研读。
广采博取,使他的眼界大开。贵州虽然贫穷偏僻,可在周素园身上,却真正体现出了古代读书人那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大本领。在对各类社会理想类书籍里面观点的反复对比之下,他政治追求的天平慢慢倾斜到马列主义一边。
离开他并不心仪甚至日渐失望与厌烦的当时政治舞台,绝不等于他逃离政治,躲避生活。此阶段的周素园老人,从真实意义上来说,应类似诸葛亮躬耕陇亩时期那样,不是要过真正的隐士生活,而是在静观天时,以待时机。自1925年返乡至1936年十多年间,他耳闻目睹了国内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尤其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是看似远离政治的周素园对国家民族遭遇的外侮入侵痛切肺腑。
他对蒋介石政府不顾国家民族危亡一心剿共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衷不满,一颗希望为国尽忠的拳拳之心,只能在无限叹惋与等待之中遭受煎熬。他在一封家书中,无限悲愤地说到:“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身居乡梓心忧国家的周素园,此时的心情很类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陆游。虽心怀报国之志,却无从付诸实施。对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一个从封建营垒里叛逆出来的旧知识分子,一旦认准了自己的未来之路,他的坚定性几乎是谁也难以撼动的。
1936年2月,紧跟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步伐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的率领下,一路转战,突破敌人重重围堵,来到了周素园的家乡贵州毕节。红军打土豪劣绅救济穷苦人的惯常行为,早已使红军连续两年纵横驰骋于贵州省内后那些频受惊吓的地主豪绅们心惊肉颤,惶惶不可终日。当红军即将开赴毕节城之时,不少豪绅权贵极力劝说周素园出走避难。周素园坦然一笑,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
劝说的人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回答:“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真可谓没做亏心事,方可显从容。其实,这绝不是因为周素园因了他回复别人的那些缘故而不离开,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人深深知道红军和共产党的宗旨。他自年轻时候就一直探索与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十数年血与火的拼杀中,他心中一个个在期望中看似很美好的愿望,逐渐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很骨感甚至更残酷。
他神交已久的红军的到来,使他已经颇有点沉沦的希望之星再次冉冉升起。他欣喜历史赋予自己再生的机遇,他像中国共产党内的同志一样笑迎着红军队伍的到来。
占领毕节后的红军,挨个搜查城内土豪劣绅之家。当他们在周素园家这个土豪中看到了大批马列的书籍时,就已感到万分惊奇了。等到他们拿出那些马列书籍一一翻看后,竟发现许多书籍已经被主人不知翻看多少遍,上面还有圈圈画画的阅读标记。一瞬间,他们对眼前这个颇有点古典文人气质的主人便刮目相看了。
这一惊人发现,很快就报告给了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这些在当时中国绝对是寥若晨星的马列主义信仰者们,同样带着万分惊诧之情希望尽快会一会这个偏僻地方的志同道合者。于是,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周素园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平静地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颇有点遇到知音一般,很感动地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丝毫犹豫也没有,果断说道:“赞成,完全赞成。”
听到这一消息的贺龙、任弼时等人也同样惊奇而高兴,原本打算在此地建立新苏区的二六军团领导们,在解放毕节后,立即成立了川滇黔革命委员会,贺龙担任主席。在中国共产党队伍里,三个战斗在一起且闻名遐迩的著名“胡子”贺龙、任弼时、王震们,都对周素园的正义追求大为称赞。
贺龙幽幽地噙着他那个一刻也不离身的烟斗,烟斗里滋滋地发出很细微的声响,他笑眯眯地眯着双眼,很欣赏地看着周素园,亲切地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川黔滇革命委员会诚恳邀请先生您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并请您出任抗日救国军的司令。
赋闲在家已经十余年的周素园,听到这个意见,不啻一声春雷唤醒了蛰伏已久的革命热情,他抖动着几近垂胸的花白胡须,带着已经沉寂多年而今猝然爆发的特有激动,没加太多思索地就愉快接受了这一任命。
周素园是中国大西南地区闻名遐迩的著名社会贤达,当抗日救国军的旗子在毕节城里的小校场上一经竖起,很快便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参与者。没过两天,便有一千余人加入其中。
可以这样说,红二六军团在毕节遇到了周素园,绝对是其艰苦转战征途中一个巨大而意外的收获。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们深知周朴园潜藏未泯的革命热情,更钦佩他身上不可多得的的政治价值,他们不失时机地希望通过周素园的个人影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与当地军阀之间的军事冲突。
谁都知道,没有了自己可以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做依靠,整日缺衣少粮且弹药极其匮乏,又时时要同数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作疲惫周旋与艰苦作战,任何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与危险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如果周素园老人的努力能够收到一定成效,这对处于困境中坚持北上的二六军团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周素园不负重托,按照两个军团领导人的意愿,立刻给包括龙云、孙渡等人在内的地方军阀们逐一写信劝告,希望他们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申明红军路过此地北上抗日的意愿,希望彼此和好,相安无事。
虽然周素园的努力收效甚微,只有滇军的孙渡在后来与红军的接触中弯曲地执行了这一点,可这也对二六军团突出重围顺利北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萧克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二十天,休整补充。”
红军刚刚占领的毕节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围攻之下,已经不可能继续立足,红二六军团不得不放弃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自己的战略转移。红军撤退的时候,细心的贺龙没有忘记新结交的党外革命同志周素园,在繁忙的战事进行中,他派人对周素园老人说:我们给你一定数量的黄金和大洋,希望你能够去香港躲避风头,以免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加害。
老人一听,执意不收,并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倍感吃惊的决定,愿抛家别舍,以残迈之力,跟红军一道,继续革命!老人动情地说道:“我在黑暗的社会摸索将近六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算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老人的话零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们大为感动,贺龙闻听此言后,格外激动,他拔出噙在嘴里的烟斗,猛地一拍大腿,大声说道:“我贺龙就佩服这样的人!我就是拿出十八个人来,也要抬着他走!”
在整个国民政府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园参加了红军,这对蒋介石来说,绝对是一件极丢面子的大事。平日里并未顾及过周素园丝毫的蒋介石,闻听此事后,大发雷霆,责骂地方政府办事无力,竟然出了这等有损党国声誉的丑事。坐镇贵阳剿共的蒋介石,立刻责成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掩耳盗铃般的通电,以此掩饰自己的尴尬,通电称“周素园不幸被赤匪掳去”,令中央军和地方武装采取紧急措施,多方加以营救。
此后,周素园以年届花甲之龄,抛弃相对平静优渥的安逸生活,跟着难苦备尝居无定所又时时面临生死威胁的红军队伍,一路颠簸,一路辗转,同样跨越了万水千山,经受了一条条湍急河流的浪花飞溅,克服了一座座大雪山极度寒冷缺氧的极限磨难,穿越了茫茫大草地的死亡威胁,飞越了腊子口的险关隘道,渡过了黄河的浊浪翻滚,经受了跨越渭河时候的生死考验,终于在1936年10月与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一起,来到了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陕北高原。
周素园的崇高革命举动,同样极大感动了中国革命的最高层领袖们,在保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了这位信仰执着的革命老人,对他的正义之举大为赞赏。这使得周素园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历尽艰难困苦的周素园,到达陕北后,每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立刻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他除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给红军战士讲授历史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上。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王伯群、冯玉祥、张道藩、张继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
凡信仰执着的人,必是倾力干事的人。周素园就是这样的可敬之人,他在陕甘苏区,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潜心自己的工作,竭尽自己的赤诚,为他笃信的革命事业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赤心爱国的周素园,当然不能置身其外。他依然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竭尽自己的赤诚。他带着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回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并准备随时跟八路军一道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为此,他特意给远在贵州的家人写下愿为抗日而献身的遗书似的赠言。但是,由于他旧有的足疾复发,未能成行。自此,他深为"坐享优待"而不安,觉得自己是革命的"累赘",随产生回贵州为党工作的念头,并写信告诉毛泽东。
共产党能有周素园这样忠实的党外朋友,在那个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是极其难得的。这样的人即便身患疾病,不能继续为革命效力,共产党人也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尤其像毛泽东那样胸怀宽广,包容天地,动念真情的革命领袖,更是不会忘记任何心仪共产党或多或少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人。
周素园这样一个身上有着较浓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色彩的人,他把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足疾都看得很重,以为抱病之躯不仅不能很好地为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成为革命的累赘。这既是他自己的多虑,也是他的自觉,更是他的清高自爱。
作为对中国历史十分精通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人的心理认识也同样入木三分。他深为周素园先生的过分自责与遗憾感动,饱含深情给他写了回信,字里行间,既有革命同志间的坦诚,又有朋友间的真情。毛泽东在信中对周素园的高度评价和悉心关怀,足慰老先生平生,对他以后继续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大业继续努力,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还是一起来赏读毛泽东的回信吧。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周素园离开延安时,仍然携带着毛泽东、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再赴大西南。他未尝稍懈,鞍马劳顿,怀揣一腔赤诚,为国家民族危急存亡而奔波忙碌。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他满含热情地向国民党当局者恺切陈词,希望他们切实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款,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
但是,国民党当局对爱他的爱国之举百般阻挠,甚至置之不理,致使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不灰心,不懈怠,依然竭尽一切可能地寻求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并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还捐资购买两万盒云南白药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支援抗日前线。
回到家乡毕节后,国民党贵州当局采取一贯的两面派手法对他,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让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又聘请他担任采访,但暗中却对他严密监视甚至试图加害与他。对此,他早有警觉。因此,每一次事临前都设法离家隐蔽,从而躲过了一次次劫难。
后来,行动上几无太多自由的周素园,便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和读书。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军史述要》等。这些著作都收集在《周素园文存》 (五卷)中。此外,他还撰有《素园书牍》 14 卷、《光明日记》 23 卷。而他的多半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抗战胜利后,周素园等待已久的和平愿望很快就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打破,内战很快爆发。身处江湖之远的周素园,热切期待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能尽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仅仅三年时间,他梦寐以求的那个没有外强凌辱,国家独立自主的崭新中国,就在他的翘首期盼中翩然而至了。
1949年11月,当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终于响彻在毕节上空的时候,年已古稀的周素园再次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走出封闭已久的书斋,以极大的努力组织支前委员会,并亲自出任主任。竭尽所能地为人民解放战争奉献余力。
他亲自写信给国民党第101军271师师长、同时兼任黔西北绥靖区司令的刘鹤鸣、罗湘培等人,劝他们顺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地回到人民一边。终于促使二人通电起义,走向光明,避免了一方民众有可能遭遇到的战火之苦。毕节地方的国民党专员廖兴序、县长吴庭芳等人,也是在周素园的真诚劝说下,放弃抵抗,向人民军队投诚的。
贵州彻底解放后不久,周素园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只身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他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革命成功后的周素园老人,始终未停止自己的前进脚步,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自己的努力。他在担任政府要职的同时,还兼任着贵州省文史档案馆馆长。他不仅工作认真负责,又宅心仁厚,宽以待人,对所有馆员表现出高度的尊重、爱护和关心。他利用一切机会,组织馆员学习政治和业务,列席省政协会议,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他虽非中共党员,却时刻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严格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总是悉心周到地安排和照顾馆员的生活,团结、帮助、鼓励老年知识分子认清前途,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处处事事率先垂范,以忠实的言行影响人带动人。繁忙工作之余,他积极撰写文章和整理旧作,带领馆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修纂史志,撰写回忆录,搞书画创作。他鼓励馆员要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密切联系群众,自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策出力,做出更大贡献。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的确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党的忠诚儿女,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使中华民族有一天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用青春与热血谱就了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族复兴乐章。
正是有这样无数甘于为理想信仰而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英烈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与繁荣富强。而在中国共产党人这条奋斗之路上,我们始终不是孤军奋战。这其中就有许许多多像周素园一样的党外真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他们不计名利,甘愿付出,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人胆肝相照,荣辱与共,始终和共产党人一起携手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
独木不成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了党外友好人士的支持与参与,没有了人民群众这块赖以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毫无疑问,它的任何努力都将是一事无成的。
一生追求革命与正义的周素园老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评定,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忠诚的患难朋友和最坚定的革命同志。
1958年2 月1日,历经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革命老人周素园溘然离世,享寿八十。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总理等均发唁电,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贵州省委敬献给他的挽联是: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
如此评价,素圆老人九泉有知,当欣然矣。
这里,我忍不住要问:你那些身为共产党员,又担负着党的各级领导职务的诸多领导干部们,相比周素园这样一个党外人士,自己身上还有多少党性,还有多少马克思主义信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