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小品拍电影 陈佩斯的坎坷电影路:和冯小刚贺岁片竞争后的票房黑幕牺牲品

2018-01-08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   <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这四部作品几乎是围绕着陈强父子展开    陈佩斯曾分析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

   《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这四部作品几乎是围绕着陈强父子展开    陈佩斯曾分析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很低,绝对的小人物,在电影中,多以单身汉的形象出现。

他说:“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剧冲突,是当时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喜剧结构,通过颠覆权威和伦理做戏,父亲是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

不过这些理论,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整个1980年代,陈氏父子的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他们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利用父子冲突构建喜剧情境。

     编剧史航评价“二子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写过《中国电影喜剧史》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严格意义上划分,陈佩斯的父子喜剧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市民喜剧。

那时,中国电影是有一些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的喜剧。到新中国建立后,喜剧电影出现空白,即使有,也多是歌颂性喜剧。

另外,陈佩斯的喜剧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老电影。他有新的时代特征,比如高考、个体户。” 尽管电影家喻户晓,但陈佩斯本人却遭遇了从艺生涯中最严厉的批评。1986年拍摄《少爷的磨难》后,这股批评达到了顶峰,有人撰文:“陈佩斯的喜剧表演是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

”      饶曙光形容这样的批评是“粗暴式”的:“整个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环境是精英文化泛滥,拍电影赔钱没有人批评,拍电影赚钱就受到诟病。

批评者站在正剧和精英文化的立场去审视陈佩斯的喜剧。这很不公平。”      高级小品      有人曾问:“小品和话剧有什么区别?      陈佩斯答:“小品是喜剧短剧,原来是戏剧学院训练艺人用的小玩意,其实最早小品这种形式就是唐宋时期的参军戏。

”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陈佩斯更有资格谈论“小品”。      在陈佩斯所有的小品中,《警囧察与小偷》被他认为是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

陈佩斯在里面用了五六层的喜剧理论:错位,伦理,对权威警囧察的颠覆,小偷和警囧察按各自的逻辑自说自话,却又能对答如流。      陈佩斯是一个能够熟练掌握多种喜剧技巧的演员:《吃面条》中,他的“小心眼”是多吃碗面条,不是演戏;《主角和配角》中,他扮演的叛徒要反串演共囧产党员;《王爷与邮差》中,尊贵的王爷被卑微的邮差玩得团团转。

     曾为陈佩斯写过《王爷与邮差》的编剧王宝社说:“这个小品运用了喜剧倒置这一手法,这个手法就是莫里哀戏剧里经典的‘仆人戏弄主子’。”      建立了正确的喜剧关系,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正一邪,两个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自然会制造出巨大的笑料。

和中国其他喜剧演员相比,陈佩斯对肢体语言的控制极为出色。

导演王好为和编剧王宝社不约而同用了两个词概括:分寸感和精确度。      王宝社解释说:“喜剧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很难定义。要靠演员自己掌握。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不笑。

表演一个动作时,节奏控制的要极为准确,否则包袱就没了。陈佩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      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前,史航重温了一遍陈佩斯的小品,他说:“陈佩斯的小品很少怯口(说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现女角。

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局。细想起来,这些小品很高级。”      离开春晚十几年,让陈佩斯重回舞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1年春晚语言文化类统筹王宝社说:“中国观众最初认识小品是从陈佩斯朱时茂开始的,他们几乎霸占了整个80年代的小品舞台,粉丝太多了。”      陈佩斯小品的高级,还与干净有关。虽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但也没有为立意深刻而背负着歌颂、赞美的沉重包袱。当然,这或许也与1980年代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