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 为民申冤的市委书记吕日周

吕日周,作为“有争议的官员”成为2002年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作为市委书记的吕日周在长治掀起的“变法”,不仅强有力地冲击着长治人的生活和思想,改变着当地的政治生态,而且通过传媒的力量,被塑造成又一个“焦裕禄”、“孔繁森”,其事迹深深感动着中国的媒界。

吕日周在任上的勤政亲民,整顿吏治,使久溺于官场腐败的政风为之一变,积习为之一振,让许多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长治,长治:一位市委书记的自述》是第一个在职高级干部出版的回忆录,在书中,吕日周直言不讳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历程、心声……

图左为吕日周

长治:历来难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众多来信中,既反映问题,也向我介绍长治。长治,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长平之战,五代夹寨之战都发生在这里。长治因此是个战争多发和动乱不断的地方,长治这个名字寄托着民众对理想生存状态的企盼。

当代长治在我的记忆里,还曾发生过刻骨铭心的几件事。

“派性”斗争由来已久。“文革”期间,长治曾出现过两个有名的派别,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两个派别都把持军工企业,都有武装对抗能力。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各种轻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参与者一人被处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缓。一场民与官的较量,以群众胜利、官僚失败而告结束。

我来长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长治籍老领导与我彻夜长谈,告诉我将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长治。

老领导感慨地说,长治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长治先后换了八任市委书记、九位市长,换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届人大换了四任市长,不是正职就是副职,人民代表年年有选举任务。

后来,在长治人大会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兴的是有投票权,因为只要有选举任务,会议的规格就高。每年选市长,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频繁调换,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尽管书记、市长励精图治,但因为变动太快,壮志难酬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两年间,长治竟同时出现过代理市委书记、代理市长两个代理职务。

整党期间,长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宣传部长,因为以权谋私同时受到撤职处分。其中一个作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报》,改写了长治从没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历史纪录。群众为当时的长治编了两句顺口溜:“书记市长都是代,九个常委两个坏。”

第一次发火

2000年3月初,我两天之内接到同一个人写给我的三封信。

信是一个河南信阳茶商写的。信中说,他投宿在长治市九州宾馆,早晨起床,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问服务员,服务员回答:你自己的东西不管好,问谁?他找总服务台,接待人员说:宾馆有规定,贵重物品未交宾馆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客商说,手机如果存起来,还怎么用?他又去找宾馆经理,要求赔偿或适当补偿。经理坚持“不登记就不负责”的做法。

客商离开宾馆,去找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记,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让这个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长治的遭遇。

晚上,他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正在“创造环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长治的环境太差。

上午,他又与宾馆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协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点,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来第三封信,讲述他丢东西后,从宾馆员工到经理如何不讲道理的经过。他还指责我们在“创造环境”中不敢动真,不敢抓具体问题。信中说,如果不解决这件事,他就要发动所有在长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体上访。

我叫来工作人员,询问我批示的前两封信落实情况,他说还没有来得及转出去。我火了:“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在我身边做事,群众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要有马上就办的作风!你不办,把信拿来我自己办!”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怯怯地把信递给了我。三封信摊在桌上,细细对照着看。我注意到第一封信的语言还比较和缓,第二封就有了些锋芒,而第三封信就是毫不客气的指责。

我决意把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开曝光,让全市人民以此为鉴,都来关心环境、创造环境。我还在这封信上拟了新闻标题:

眉题:河南茶商忿言——

主题:九州宾馆从经理到员工蛮不讲理

副题:创造环境不能只说空话,不办实事

编好稿件,我又给长治日报社总编辑批注了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要求发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当天的《长治日报》,从一版翻到四版,反复看了几遍,也找不到那篇稿子。正纳闷时,办公厅主任走了进来,神情有些不自然。我问他,那封信为什么没发出来?“吕书记,稿子是我撤下来的。”“你?!”“你听我解释。”我抬头气恼地盯着他。

见我发火,他忐忑不安地说:“河南茶商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公开见报有些不妥。”

“哪里不妥?”我反问他。

他说:“服务行业不容易,一曝光就伤了元气……九州宾馆是一个民营企业,这几年才在长治有了点名气,要是见了报,不仅会对这家企业产生副作用,还会影响到全市民营企业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很薄弱,需要扶持。”

我说:“你这是强词夺理,是典型官僚习气作怪!”见我紧追不舍,他拿了一份材料递给我:“吕书记,我们连夜搞了个调查,你看看……”

办公厅主任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我们天天说‘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什么是环境?人人是环境,处处是环境,点点滴滴都是环境!连一个外地人都容不下,连一个客商反映的问题都不敢去碰,还创什么环境?还讲什么创造财富?长治的企业是企业,难道外地来的企业就不是企业吗?难道把来长治投资做生意的人吓跑了,都赶走了,这就叫环境吗?”

这是我到长治后第一次发火,也是我的批示第一次受阻。从这件事我感到,长治改变环境之难,不在环境本身,而在根深蒂固的干部作风。打不破这个壁垒,就无环境可言,更无发展可言!

这件事情,最后我还是“妥协”了,这也是我在长治的第一次让步。究其原因,固然也有他们所说的扶持、发展之理。但我决不能就此罢休,在后来许多公开场合上、会议上,我反复引用这个例子,讲环境,说作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事也等于“公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九州宾馆妥善处理了此事,并认真总结教训,越办越有特色,生意更加红火。

被打走的港商

许多问题不暴露则已,一暴露就是一连串。九州宾馆问题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情。

2000年6月13日晚上,香港润华集团在长治投了巨资的总经理蔡福辉到长治一家有名的民营企业——新王朝大酒店用餐。饭后结账时,服务员因找零钱一事与他发生争执,随后酒店的保安、服务员一哄而上,对蔡先生拳打脚踢,并追打到店门外几十米。回到住地,蔡福辉手机没了,同行另一人的信用卡不见了。

事情发生后,蔡福辉先生立即退掉房间,连夜离开长治。他还向香港的公司董事局陈述理由,要求终止在长治的投资。

临走时,他托人给我留下一封上访信,发誓再不与长治人共事做生意。我把这封信批示给《长治日报》,要求对此事公开曝光,对有碍长治形象的做法绝不姑息迁就。

很快,报纸刊发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有关部门依据政策规定,查处了酒店存在的不少严重问题,对其实施停业整顿,对员工进行军训。

这家酒店的老板能量很大,他到处托人找关系说情。我一天接到十几个说情电话。我说,你找多少人讲情都没有用。弥补错误的办法是改正,而不是找人。

不管他是否情愿,还是接受了处罚,公开写了检查。在舆论监督下,他们由消极变得积极了,主动改进服务质量,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随后,我专门去看了这家酒店,店老板说,这件事使他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平时管职工难,借着领导批评,认真整顿了一番,店貌和环境变了,职工情绪高了,企业效益也好了!

同年9月,我乘出国考察的机会,顺道去香港看望了蔡福辉先生,亲自向他道了歉,还讲了我们对那件事的处理办法。蔡先生很受感动,随后,他还加大了在长治的项目投资。

“活窦娥”案的启示

2002年5月底,我骑自行车在街上时,突然被一位老大娘拦住,说:“吕书记,有个人命案你得管管”

这位大娘是替堪称“活窦娥”的王文平申冤。七年前,王文平的丈夫李家兵被歹徒打死。案子过了七年,王文平天天喊冤叫屈,竟解决不了问题。

王文平喊了七年冤,我到长治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她为什么一次也没来找我?我觉得有点蹊跷。

找来工作人员问情况。他们告诉我,从2001年后半年,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不多了,他们有选择地送我一些,大部分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2002年6月2日早晨,我把过去没有送给我的群众来信,又重新找来,从一桌子来信中,找到了王文平的信,这才清楚了冤案的原委:

1996年9月1日上午,城区北董村村民李家兵与其弟李会兵到市区小西门狗市上卖狗。约11点,李会兵与一素不相识的当地人发生口角,李家兵见对方人多势众,赶紧拉着弟弟就走。走出不到50米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个年轻人从身后追来,手里拿着从附近修路处取来的钢筋棍,把兄弟两人前挡后堵,抡起手中的棍棒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去。

李家兵未及躲闪,头部被重重地击了一棍,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李会兵也被棍棒打倒,鲜血染遍全身。

过了很长时间,李氏兄弟才被送进了医院。李家兵的妻子王文平赶到医院时,只见两张病床上,一张躺着她奄奄一息的丈夫,一张躺着脸罩氧气罩的小叔子。医生通知她签字给丈夫做开颅手术,王文平不知所措地签了字。

医生竭尽了全力,她丈夫于第二天还是死在了医院里。小叔子虽然逃过一劫,但从此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王文平含泪埋葬了丈夫,不得不挑起一个破碎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个家有84岁的老爷爷,还有体弱多病的公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整天跟她闹着要父亲。

她一边卖豆腐赚点薄利,一边找公安局告状。有一天,她把豆腐车放在公安局门外,车上的豆腐竟被人偷走。以后她就卖完豆腐再去告状。有时候突然听说领导回来了,她就低价处理完豆腐赶紧去找领导。晚上回家数钱,才知道亏了本。以后的几天她就想办法多进点豆腐,再辛苦地卖掉,把欠下的损失补回来。

去得多了,公安局长烦她,倒是群众有情有义。有位老大娘对王文平说:“孩子,我替你卖豆腐,你赶快去找人申冤。”

找一次,干部们就搪塞她一次,一会儿说案犯跑了,我们找不到;一会儿又说办案经费紧张,我们出不了差;找得急了,有人就说公安局不是为你开的,你让抓就去抓?

王文平很有毅力,也很有心计,为了能走进市委机关大楼,她向朋友借来一件干部式的制服,借个小包挎在肩上,甚至找来别人不穿的皮鞋装装样子。

近七年间,她去过城区公安局上百次,也去过市公安局、政法委、市政府、市委,甚至跑到省里的执法部门。她说不清走过多少冤枉路。王文平见官就下跪,跪一次她的心就颤抖一次,酸疼一次。一个年轻女子,她不在乎什么尊严,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为了雪洗冤情,她整整跪了7年!

罪犯能逃到哪里去?王文平不信邪。你们不去找,我找!为了掌握案犯线索,王文平到回民区里卖豆腐,她打听到了4名罪犯的住址,特意买了一条回民女人头上戴的纱巾,扮成回民样子,还学说几句穆斯林日常用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每天睁大眼睛盯人。

首嫌马荣刚的家人,她每天都要远远看几眼。看着看着,1998年,马妻的肚子大了,怀孕了,生育了。王文平满心欢喜地到公安局报案,人家说,你看错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2000年,王文平又察觉到马妻第二次怀孕,马荣刚的妻子两次生孩子,马荣刚不在家里在哪里?但直到马家第二小孩出生,公安局里就是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

另一个嫌犯马俊义的父亲去世了,王文平看见马俊义回来守灵、送葬,还不时有派出所干警出入他家帮忙打点。

李家兵被四名凶手杀害的当天,王文平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了解了发案过程,案情清楚明了,一碰即破。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起案件立案之后,四名嫌疑人一直迈着方步悠然于法律的制裁之外。

看完了告状材料,我气愤难平!堂堂法制社会,竟然没有一个弱女子说理的地方!王文平是我打心底敬佩的一个当代窦娥形象。我也为执法人员的玩忽职守而感到耻辱!我们如果不去为她做主,还算什么共产党人!

我在王文平的申诉书上,向市公安局局长雷党辰和城区分局局长刘金祥作出批示:人命关天,岂能推来推去?要火速破案,严惩凶手!

批示转出后,我又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叫来,要求他一天向我汇报一次侦破进度。要求干警先到受害者家里家访,听受害者家属讲案情——只有增加了对群众的感情,才能树立为民办事的信心。

在我和分管副书记卢晓中、市政法委书记王云亭的追问、督促下,到了第七天案子就破了,案犯被绳之以法。

当天,王文平到城区公安分局送锦旗,上面有她亲自绣上的14个大字:“不信天下无清官,自有公仆为人民!”

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含泪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王文平带着90岁的老爷爷、11岁的小儿子,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痴呆发傻的弟弟,北董村的村民们也来了,足有四五百人,从局长办公室、楼道、楼梯一直排到办公楼外,黑压压跪了一大片老百姓,人人眼里噙着泪水。这泪水,无声胜有声,可以汇成河,帮助洗刷人民警察的耻辱!

事后,电视台记者采访嫌犯,问他们如何能逃避法律追究达七年之久?马荣刚直言不讳地说,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长治——案发当天他在地下室睡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上来了。七年里,没有一个民警找过他。另一个嫌犯说他长期在十几公里外的长治县打工,根本没有人过问打死人的事。

讨骡奇闻

2001年10月22日,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潞城市合室乡赤圪倒村一位60多岁的农民李成富,写信问我:“吕书记,我的骡子该如何要?”信是这样写的:

1998年农历9月28日,我家的一头骡子被贼盗走,次日,我在合室派出所报了案。

在贼人偷走我家骡子的当天夜里,盗贼路经店上派出所门口时,店上派出所工作人员感到可疑,上前询问,贼人说,是自家的骡子。派出所人员将骡子扣下,让贼人回家开证明。这样贼人就跑了。后来店上派出所所长应为指导员就让当时在该所当临时工的一个女子牵回家里使用并饲养起来。

事过两年半,2001年4月份,我才得知我的骡子在十丈沟,我去查看果然是我的骡子。当我得知骡子是店上派出所所长送给她家的,我随即去找所长。所长说:这牲口喂一天要出20元,两年半了要出1.8万元,你出得起钱吗?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找合室派出所出面调解因我受合室派出所管辖,报案在该所。

合室派出所指导员找到所长交涉。所长说,不用说一天出20元,就是出10元钱,他出得起吗?说实话,这个骡子最多值2000元,按照所长计算,我得出9000元!

合室派出所无法协调,我只好到潞城市公安局找李局长,李局长随即给所长打电话。李局长说,牲口本身就是劳动力,两年来给她家也创造了一定的财富。失主再给喂养费300至500元钱,把牲口牵出来,物归原主,并限期3天解决。当我去找所长时,所长却说:“人家要1500元,你出500元不行,最少也得出1000元。”时隔两日,我又去找李局长,李局长说:“你们双方意见不同,不要找我了,到法院判吧。”

我去司法局找律师,问该怎么办?有两个律师接待了我,律师讲:“你这个事到法院也无法起诉,不可能受理,因为派出所把贼放跑了,牲口在别人家寄养,你该起诉谁呢?”

无奈,我又去找所长,为了解决问题,我同意在我出500元的基础上再给他们加200元,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就这样,一个月内我往返了六七次,每次路费16元钱。为了找回骡子,后来我也不知跑了多少次。

8月13日,我又去店上找所长,这次所长用电话把养主叫来了。首先,所长和养主在一个房间里谈了20分钟,不知谈了些什么,所长出来让我进去和养主谈。可所长不参与,我与养主又谈不成。

养主说:“你把3年来牲口吃多少草、吃多少料,给我拉个单子出来。还有工钱多少,你算不清,牲口牵不走!”说完就走了。

我自己的骡子为什么这样难要?我认为,其一,骡子从我家盗走,本属于刑事案件。当天夜里,店上派出所把牲口扣下,却把贼放跑,当时他们同贼对了面,又讲了话,事后为什么不追查、不立案?其二,店上派出所和合室派出所同属潞城公安局管辖,还是邻近的两个所,一个扣下骡子,一个接受报案,两年半之间难道就没有一点互通情报?如不是我自己找到,难道这条骡子就白白送人?其三,店上派出所扣下赃物,一不上电视台通报,二不张贴招领启事,三不找失主,长期寄养在一个工作人员家里,占为己有,这是否符合有关政策?其四,当失主找到其丢失的骡子后,店上派出所本应同情失主两年来因丢失骡子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积极归还其骡子,但该所领导却一再推诿,并向我高价索取饲养费,直到目前不予归还。

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这样执法难道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请求市委、市政府领导追查此事。

申诉人李成富

读了李成富的信,我气得拍了桌子,当即批示:“此事公开,《长治日报》上要问店上派出所给人民创造了什么环境?市公安局要针对店上派出所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批评教育,通报全市,再拖下去就叫‘不为老百姓着想’!”

市公安局根据我的意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市局纪检委和督察处会同潞城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店上派出所、合室派出所和当事人进行调查,弄清真相;二是查清问题追究责任人;三是举一反三,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一次“争创人民满意公安机关,争当人民满意警察”的大讨论。

10月25日,潞城市委做出决定,直接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我想骡子事情可以找到说法了。不想,时隔一个月后,2001年11月26日,李成富第二次来信问我:骡子为什么要不回?

信中说:“您作批示已经一个月了,骡子仍在那个人家里使用喂养,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骡子牵不回家中!”

后来,我问明情况,原来养主和店上派出所一块编造了一个假时间,把他们查获骡子的时间前移了四个月,因此就说成查获骡子在前,丢失骡子在后,派出所抓到的赃物不是李成富丢失的骡子。

派去的调查小组,既没有找到盗骡嫌疑人,也没有见到比李成富证据更充足的认领者,还拿不出否定李成富提供的骡子特征的理由,就断言骡子不是李成富的,判令骡子仍旧让养主继续使用和饲养。

赃物为什么不能依法起出?想不到区区一头骡子,市委书记的批示也招不回它!我气得第二次拍了桌子,又批示在《长治日报》上再公开此事。

10月6日,赤圪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和党员代表、群众代表10余人自发组织起来到养主家辨认骡子。大家仔细分辨后,确切无疑地肯定骡子是李成富的。大伙都签名盖章作证。

李成富有了充分理由。他拿着证明去找市、县调查组,调查组的一位干部却认为派出所讲的有道理:丢的骡子与查获的骡子不是同一个骡子。

找执法部门讨不到说法,李成富将上述情况再次写信告诉了我。他在信中写道:吕书记,你已经尽心了,我们大家感谢你。如今的社会坏了,一个清官也不一定办清所有的事情,如果难办就不要再办了。

两次批示,李成富还是没有把骡子牵回家。一个市委书记竟然要不回群众的骡子!骡子一天回不到主人家,我就一日不能放手不管。

2002年1月,春节前,市委常委们在一起开会,议到过节安全工作问题,我和市长张兵生、分管副书记卢晓中、政法委书记王云亭又聊起了骡子之事。这个案子,大家都表过态,催促过解决骡子的事。这么多常委说话,也顶不上一个“现管”。我们把潞城市委书记叫来,他也为这件事再三受阻表示气愤。

这次会后,潞城市委书记李进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李成富终于领回了自己丢失的骡子。

标题本报所加。文章有删节。(相关链接:《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