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子女后代 梁启超的子女都有谁 梁启超是如何管教儿女的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子女个个都是俊杰,在不同领域均取得一定地位,可见梁启超的家教十分惊人。

梁启超的子女都有谁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一、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

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

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二、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三、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

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四、三子梁思忠: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五、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

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

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

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六、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

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七、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八、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九、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

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

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

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是如何管教儿女的

古人讲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梁启超无疑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个登顶者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全面开花之外,他荫及后世,同时是一等一的教子高手。他有九个子女,个个了得。

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而反观常与梁启超并称的康有为,在前者眼里他的“两个儿子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梁曾为老师叹息,“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一样人杰,两般结果,徒令人叹。

在花城出版社出的《大家小集》系列梁启超这集中,专门选取了部分梁的家书。通过他给下一代的信,能看出他对儿女的教育何以如此成效卓著。

梁启超把子女看做是平等亲爱的朋友。因为行踪无常,他常和孩子们写信交流,所谈话题甚广,文学、历史,家常,人生无所不谈,总是亲切自然,不装不端。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称呼也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eby”“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

他给子女很多建议,却并不要求他们一定照办,即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旧式的父母,总免不了架子和面子。在孩子面前,以长辈和权威自居,而不会平等交流。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回忆其创意无限的起源正是其开明的家庭。“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一样有价值。”“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梁启超对子女总取乐观鼓舞的态度。思庄未能立进大学,他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的厚越好”。她勉励孩子们“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

”思成担心欧洲学习数年专做呆板工夫,恐怕变成画匠,他便劝慰宽心,“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无独有偶,柳传志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态度。柳在回忆父亲时感慨不已,“我17岁那年,突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您和妈妈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是多么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爸爸您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指导我好好走过了40年的路程!”

梁启超对子女常给体贴细致的帮助。他教导思庄做学问别耍孩子气,做人却要带几分孩子气;为思永联系考古专家;为思忠约请西点军校推荐人;牵挂最多的似乎还是思成,指导他《中国宫室史》、《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为他谋清华的教职,尤为操心的还是他和林徽因的婚事,推荐婚礼的地点,约请嘉宾,准备聘礼,筹划新房,还细心嘱咐结婚后第二天要到领事馆向两家祖宗及父母双双遥拜。

收录的这些家信都写于上世纪20年代,从中窥见的是一副父慈子爱的动人图景,梁启超心疼儿女,儿女也敬爱他,个个“拿爹爹当宝贝”,并以出色的成绩告慰父母。此前几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在其中提出了为人父母者的三个核心:一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二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

三是解放,使子女成一个独立的人。对应于此,梁启超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父亲的典范。

但环顾周围,多少父母还是祸害,而子女还是其奴隶?多少家庭关系仍是畸形、变态与扭曲的?在考学时,恋爱时,创业时,很多父母成了子女自主选择的最大阻力,而很多子女一方面委曲求全,在“孝”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又谬种流传,在将来把这一悲剧继续向下传递。

鲁迅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比照今日,前者便是屡见报端声名狼藉的豪门恶少,后者便是深夜电台情感热线里哭诉被父母棒打鸳鸯的屌丝男女。

已近百年,还在怀念鲁迅,说明我们鲜有长进。而今天的社会风气,的确常有怪异的方向。父母对儿女好,儿女对父母好,难道不是天然应该的吗?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发自本心的美好情感吗?但在电视上,朱军们会流着大把廉价的眼泪来把所谓的“孝”作为一种秀,艺能界更会定期评选“十大孝子”来昭告天下,而法律甚至会将体制性漂流在外不便经常回家的人定义为违法者。

微博上却自有毒舌一语道出真相:开始就“孝顺”立法,说明社保真的快破产了。正如苏小和所说,一旦道德越过私人的范围,就成了打手,成了工具,成了借口。

不管世相如何,觉悟了的父母都应该学习梁启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