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中有曹汝霖 【巴黎和会背景】巴黎和会主要内容是什么

2017-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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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接

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巴黎和会主要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914年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这件事情改变了全世界命运。当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随即,这两个国家背后的德意志帝国与沙皇俄国宣战,至英德两国宣战后,意味欧洲战区全面开打。"唐启华介绍,就在百年前的8月7日,中国对所有交战国宣布保持局外中立。

当时掌控政权的是袁世凯政府,而它选择中立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有各国租借地,驻扎各国军队,如果打起来怎么办?袁世凯政府颁布若干条规则,禁止一战参战国在中国领土领空有任何交战行为。

不过,袁世凯政府的中立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在一战开始后不久,日本借口与英国结盟,派军队进攻德国在中国租借地胶州湾,并且要在山东半岛借道。因为种种原因,袁世凯政府在当地划出一块交战区,中国就此被卷入一战战火。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战后的世界,以图建立帝国主义新秩序,召开了1919年巴黎和会,20多个战胜国劣席了会议,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会议代表团,团长为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并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期冀:(1)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而且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2)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3)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4)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巴黎和会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的主权。

然而,巴黎和会完全被英、美、法、意、日列强操纵,尽管列强之间在利益争夺中存在矛盾,但他们争夺的对象并没有(犇-嫑)改变,中国政府难以如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得到最多,其它列强深为不满,尤其是美国。

而中国代表团中有的是亲日派,更多的是亲美派。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拿中国问题作为向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维护中国利益为借口,怂恿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特别不利于日本的要求。日本则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的租借地、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利益要无条件地让与日本。

4月29日,英、美、法三国首先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并载入巴黎和约,狠狠打了中国代表团一顿闷棍。北京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由其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义愤填膺,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学生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口青岛"叼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巴黎分脏会议,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

北洋军伐政府在镇压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

巴黎和会在列强的强权之下,既没有真正懈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同时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一和约,使日本妄图独占山东的野心没有成功;美国、英国既没有通过巴黎和会在东方取得盼望已久的利益,也不愿日本独享在中国的特权。

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希望条件七条:

1.废除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消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由权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以处置战败国德国为中心的巴黎和会,中国北洋政府应邀参加。这次和会尽管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大国强权政治,但对具有战胜国身份的中国,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由于是战胜国,中国便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有了胜者的心理、胜者的口吻。中国外交官在和会上争之急、辩之激,洋洋洒洒,有理有节,慷慨激昂,高声扬眉,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外交才能和水平,令人刮目相看,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由于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如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中国向德国的辛丑赔款,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等;对奥和约,又使中国加入国联并被选入国联行政院。

三、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增强了中国人民外争国权的斗争信心。

四、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一经拒绝,便成为一种正常情感无法接受的现实,人民从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深谷,一种被出卖、被蔑视的民族愤怒于是爆发出来。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由于是战胜国,世界的公理、国际的同情、人民的重托。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励、鞭策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积极斗争,最终没有遵照北洋政府的"签约"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它冲破了此前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立起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样,中国山东问题悬而未决,为华盛顿会议边缘谈判(1922年)山东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