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变脸 张艺谋忆恩师吴天明:头儿改变了我的人生(组图)

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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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吴天明去世后,作为他提携.任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文悼念:"惊悉吴天明导演去世,震惊难过,几个月前还跟他共同

吴天明去世后,作为他提携、任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文悼念:“惊悉吴天明导演去世,震惊难过,几个月前还跟他共同筹划一部影片,不料竟成永别!吴导一路走好,嫂子和女儿节哀保重!艺谋”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以来,连续有5位著名导演去世,影人同悲。特别是4日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旗帜”、“第五代导演的教父”,这位影坛巨匠的猝然去世,在中国电影圈引起极大震动。前晚10时,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久未露面的著名导演张艺谋。

身穿黑色外套的张艺谋,表情凝重,比以往更为消瘦。他近日正忙于为新执导的电影《归来》做后期,日程安排相当紧张。提起“恩师”的突然辞世,他难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太可惜了,以他的身体,怎么也应该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

谈话中提到吴天明时,张艺谋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头儿”,这是那个年代对领导特有的尊称,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有“敬仰和敬佩”。谈到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时,他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有关上世纪80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

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都谈了些什么?

张艺谋:大概是去年八九月份吧,他找我谈一个合作的事儿,一起吃的饭,还有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谈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们时常见面。

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张艺谋:第一次是1984年,我和陈凯歌、何群拍《黄土地》,到陕西选景,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广西厂,钱很少,车还坏了。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也在绥德拍戏的吴天明,他也算我们师兄。当时他正在那里拍电影《人生》,见到我们特别热情,很豪爽,说“年轻人不容易,拨一辆车,开回去,跑陕北”,连汽油都帮我们出了。

当时我们特别感动,在陕北跑了上千公里选景。那是凯歌第一部戏。那时对他的印象是:对人热情,真诚,而且是真的,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跟我是老乡,淳朴,就是那种土地上的感觉。我和凯歌当时都感叹。当时就有传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厂厂长的人选,大家对他充满期待。

记者:谈谈那个年代的西影厂以及正当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

张艺谋:“头儿”是1986年任厂长,当了6年。我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都是在他任上拍的。他的主政风格是:雷厉风行,淳朴、真诚,是个干事业的人,而且是内行,特别爱护创作人员,把创作人员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才,而且不是装出来的。

他把我爱人(前妻)从外地调到西影厂,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户口、工资、两地分居,诸如此类,解决了很多创作人员的燃眉之急。这几天西影厂还设了灵堂,很多人排着队去吊唁他。

记者:你对他的电影风格怎么看?

张艺谋:他的风格很像侯孝贤,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种乡土的、从土地而来的质朴。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东西,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也许从技术、技法、观念上说他们可能落后了、落伍了,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

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东西,拍《老井》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过瘾,后来“头儿”得了国际奖,回过来看发现,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是无形的,就是他不追求华丽的、形式感的东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正如俗话说文如其人一样,那真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记者:他的电影风格是否也影响到你?

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要好看,各种手段,都拍花了。不过回过头来,向“头儿”学习,静下心来,他的那种执着、凝重、朴素的叙述,特别可贵。我和他都是陕西人,是老乡,有共性,有淳朴的一面,也有迟钝、木讷的一面。我的电影里爱用陕西老三色——黑白红,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

记者: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影?你对商业电影怎么看?

张艺谋:他想,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这一代做不下去,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非常了不起。

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怀,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把他们拍到沙滩上,蔑视第三代。今天,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记者:你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

张艺谋:80年代最可贵的是: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时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头儿”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

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地支持,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爱惜才华。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说到中国电影史,无论如何,80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这一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当年我拍《红高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都要急死了,“头儿”悄悄把钱给我,说拿去赶紧种,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一个月之后剧本才通过,据说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过的。

记者: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态上有哪些变化?他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如何?

张艺谋:晚年能感觉到他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现在东西都贵,他也应该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电影基金会、办电影学院,很多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壮志未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