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后代 阿里郎的热血:光复军及其后代的家族命运

刘秀同的父母(刘振东与黄芳)合照。家属供图

金延龄。家属供图

赵生林站在当年光复军第二支队驻地娘娘庙遗址,如今是杜曲镇中心小学。 南都记者 高龙 摄

西安杜曲镇的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纪念标识。南都记者 高龙 摄

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组建成立。资料图片

1945年4月25日,光复军第2支队阵前宣誓。资料图片

那支韩国部队离开70年后,赵生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2014年,西安南边杜曲镇设立了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公园。公园大门墙壁上挂一块牌子,用中韩两种语言写着赵生林的姓氏。照看公园是七旬的赵生林的新职业。

大批韩国客人来参观,在登记簿上写下名字。赵生林向他们打听韩国父母的下落。但和48年前就开始的努力一样,他仍一无所获。

赵生林在寻找一段。数十年来,那段艰涩往事不时出现在书籍和影视中。今年9月,由全智贤主演的韩国影片《暗杀》在国内上映,成一时热点。影片讲述的就是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策划暗杀亲日派的事。

寻找身世

抗战胜利前夕,韩国光复军夫妇在西安小镇留下了刚出生的孩子

22岁参军那年,赵生林第一次获知身世。

1967年,赵生林和弟弟一同报名参军。他通过了体检,但在政审时被告知“有海外关系”,不能参军。梦想破碎的赵生林去问养母邢义贤,才得知他是韩国后裔。

那是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赵生林出生在杜曲镇寺坡村王世和家。一同出生的还有他的孪生哥哥。赵生林的父母是韩国人,父亲是韩国光复军成员,长期借住在王世和家。当天,为产妇接生的是王世和的妻子牛玉勤。

由于部队的流动和给养等情况,这对韩国夫妇无法抚养双胞胎,他们决定将小儿子送人抚养。通过给光复军购买柴火的赵恒娃介绍,赵生林的父母将出生3天的赵生林送给村上的赵义恒。这对韩国夫妇后随部队返回韩国。

这次送别未留下任何条据、财物,包括这对夫妇的名字。

这是赵生林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的仅有的身世拼图。他的养父母和妻子都已离世。

1962年小学毕业后,赵生林毕生大部分时间务农,中间干过基建工。

1984年的一天,闭塞的寺坡村因一个人的出现而议论纷纷。他是前韩国高丽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金俊烨。

1944年,24岁的韩国青年金俊烨被强征为侵华日军士兵,并被派至徐州。他冒死从兵营逃出,历经周折后,投奔由韩国临时政府组织的韩国光复军,并担任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副官。

作为光复军的一员,金俊烨在西安杜曲镇生活多年。这次,他故地重游,想找回昔日记忆。

那一年,寺坡村的道路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金俊烨探访了光复军的驻地娘娘庙,在那里照了相。临走时,金俊烨给杜曲镇一个开旅社的白先生留下一张名片。

金俊烨曾想走访王世和家,但因为道路不好,没有去成。而当年赵生林的父母就住在王世和家。因此,村中有人传言金俊烨就是赵生林的亲生父亲。

得到这个传言的赵生林开始行动。他根据金俊烨留在旅社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复。

赵生林决定直接通话。他找了一位英语老师做翻译,到西安市报话大楼,给金俊烨打了一个电话。当时,电话收费一分钟23元。数十分钟通话,花费了赵生林一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他几年的收入。电话里,金俊烨介绍自己是光复军的,但并非赵生林的父亲。

赵生林失望而归。不过此后他出名了。1987年开始,每年都有人找他采访,包括很多韩国记者。但父母一直杳无音信。

创建军队

“光复军被看成韩国国军的基础,在西安活动时间长达六年半”

父母生活过的场景就在村内。赵生林多次走访这些遗址。

与杜曲镇的许多旧日建筑一样,光复军遗址已荡然无存。在杜曲镇中心小学操场上,赵生林介绍,这里是当年的娘娘庙遗址,光复军主力部队第二支队曾在此驻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因修建需要,娘娘庙的香堂、大雄宝殿等被陆续拆除,直至最后消失。如今,孩子们放学的喧闹替代了光复军军训声。

那是一支从未以正规军身份作战的部队。

1919年4月,流华韩国抗日者在上海组建了韩国临时政府,后因战争原因迁到重庆。

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早已有创建一支军队的想法。1940年9月17日,经多年筹备,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嘉陵宾馆成立。光复军骨干包括早期在中国东北抗战的韩国军人,李青天为总司令,刚成立时兵员只有三十多人。

光复军行政上隶属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韩国临时政府实际负责光复军的运作和指挥。金九向国民政府递交的《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提到,光复军是“讨倭韩人武装势力之正式的基干部队”。

1940年11月,根据抗战需要,韩国光复军总部由重庆迁到西安。

“韩国光复军被看成韩国国军的基础,”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安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李云峰告诉南都记者,“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活动时间长达六年半。他们的任务包括发动中国的韩侨青年来投军,策反在日军中服役的韩国青年,还搞日语翻译,搜集情报,进行心理战。”

当时,光复军人员在前线招募韩国青年后,送回西安,由胡宗南设在西安王曲的第七分校和战干四团培训,之后被派出去。

1942年9月5日,光复军第二支队及其家属奉命迁至西安南郊的杜曲镇。他们当中包括赵生林的父母。

这支部队经受过给养困难。赵生林听村中老人提到,当村民在塬上收割小麦后,光复军官兵就在田野上捡小麦麦粒做饭吃。由于语言不通,没有翻译,光复军成员很少和村民来往,双方各干各的。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驻扎在村子周边的光复军及其家属近两百人。

杜曲镇有集市时,光复军家属中的韩国妇女会走在街上。她们有的保持着头顶包袱的传统,成为当地一景。

光复军第二支队宣传队队长韩悠韩为文化名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介绍,韩悠韩15岁到中国,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韩国音乐家。韩悠韩将韩国歌剧《阿里郎》搬上舞台,在西安连续公演十天,还多次在部队演出,轰动极大。

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一直想将光复军锻造成一支能实际作战的部队。1945年,光复军与美军战略情报局合作,挑选50名光复军士兵在西安太乙宫进行特种训练。这当中可能包括赵生林的父亲。赵生林听村中老人讲过,他父亲是一个身高一米六几的男子,经常穿着军服,白天在太乙宫训练,晚上回到寺坡村住。不过,由于语言障碍,他父母和村民没有深入交流。这50名士兵原计划受训三个月后,秘密遣回韩国工作。不料训练未完,日本已经投降。

印缅战场

日军炸弹引发连环爆炸,父亲目睹弟弟被烧成焦炭

与赵生林相比,另一位在华韩国后裔金延龄能够详细了解家族往事。

1955年出生的金延龄,住在北京,出版了家族史《阿里郎的血是热的》。她致力于搜集当年爷爷金石在全国各地抗日演讲的资料。

金延龄祖籍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红西洞。爷爷金石,早稻田大学毕业,是胸外科专家,早年在首尔开医院。金石后投身抗日,受到日军追杀,逃到中国。

在中国各地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演讲,宣传抗日,成为金石后半生主要履历。他影响了很多学生,包括后来的著名文学家胡秋原。

金石最终未躲过日本人的袭击。1933年夏天,他在武汉遭到日本特务毒打。受重伤的他回到河南洛阳家中,不久去世。

金石之死对家庭是沉重一击。金延龄的奶奶刘在淑被迫带着小女儿讨饭,四十几岁就去世。金延龄的父亲金东镇当时13岁,辍学到汽车行当学徒。

金东镇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他17岁参加中国军队,后在国民党军政部直属重庆汽车独立营工作。

1940年,金东镇所在车队被派遣,经滇缅公路,多次为缅甸远征军运送军事物资。他弟弟金东辉当时也在车队。6月的一天中午,车队行进在贵州时,日机来炸,炸弹引起车载弹药的连环爆炸。性情刚烈的金东镇想扑向火海营救,被战友死死抱住。他弟弟金东辉被炸弹引起的火焰活活烧成一截炭状。

苦难之旅并未结束。当车队到达缅甸腊戊时,金东镇患了疟疾,十几天高烧不退。他的战友有军务在身,只好将他独自留在一个小旅馆。眼看金东镇人事不省,小旅馆老板让人把他抬到一片芭蕉林中等死,身上爬满热带大蚂蚁。如果假以时间,他会被这些大蚂蚁啃成一堆白骨。危急中,金东镇拼命爬着离开,后被一位缅甸阿婆解救。

1941年3月,历经艰辛后,金东镇来到重庆,见到了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他先在韩国临时政府生计部做秘书,两年后任主席办公室秘书。1942年,金东镇任光复军总司令部官兵消费合作社社员。

新中国成立后,金东镇任北京第五中学副校长。他当年被打成“国际特务”。1980年,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在延吉召开朝鲜史学术研究会,金东镇受邀发言,提到了对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这段历史被重新提起。

抗战历险

下夜班回家,发现街巷两边都是空袭遇难者的尸体

在重庆任职的金东镇继续被战争侵扰。

金延龄的母亲陈素珍是武汉人,在教会学校读过书,英文好。“两人结婚时,我爸爸一贫如洗,我妈妈就拿家里的钱做了一套西服给他穿。”金延龄向南都记者介绍。后来谈起这段往事,金延龄曾问妈妈,“你嫁给他干吗?”她回忆,陈素珍当时一言不发。金延龄想写一本书,名字叫《嫁给流亡者的中国女人们》。

战时的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制。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每人每月领25斤大米,但不发工资。遇到重大活动,领导人金九就向国民政府借款。

金延龄的父母经历了重庆大轰炸。金延龄的母亲陈素珍在重庆一家英国邮局工作。一天晚上,陈素珍下夜班回家,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大青石铺路的街巷里。不远处灯光昏暗,隔不远就是一根蜡烛。她走近一看,才发现两边都是尸体,拿席子盖着,原来都是空袭遇难者。

金延龄听父母讲过大轰炸细节,“有时人在防空洞里面窒息了,挣扎着爬出来,发现赤身裸体,原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自己挣扎时扯掉了。”

因重庆大轰炸,韩国临时政府四次搬家,有多人被炸身亡。光复军后裔刘秀同告诉南都记者,他家在重庆临江门有房子,家里从上海带去的一个佣人刘大妹子在那里被炸死。金九后来回忆,当时的重庆一年八个月云雾弥漫,空气污浊,恶臭不散。

1955年生的刘秀同,现居重庆。他的父亲刘振东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当年是光复军上校军医处长,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肺科医师。刘振东与金九的关系很深。金九母亲生病后,他和第一任妻子赶去重庆照顾。刘振东与妻子黄芳结婚时,金九主持了婚礼。刘振东住在临江门时,金九借住在他家楼上。他家后来搬到南岸大佛寺鹅公堡,和金九住一个院子。

对韩国抗战者来说,比空袭更严重的是肺病。韩人80多人因肺病丧生,包括金九的大儿子金仁。当时,重庆李家沱土桥是国民政府安排的韩国家属区,叫韩人村。许多韩人在土桥自己开荒种地。由于韩人村的许多人得病,累坏了作为医生的刘振东。他承担韩国临时政府人员的医务工作,还在市中区大樑子开诊所筹措资金资助独立运动。刘秀同告诉南都记者,“繁忙的工作使他身体严重透支。有次,父亲累得昏倒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被人用轿子抬到家里。”

朝鲜往返

1963年2月的一天,他们从图们江的冰上走回中国

对光复军来说,抗战胜利的时刻却是纠结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晚上,在西安的金九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却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苦心经营的部队未投入作战就前功尽弃。他在回忆录中哀叹,“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抗战胜利后,光复军官兵及家属陆续返回韩国。“光复军部队的数字大约是1500多人。有个数字称,日本投降时,光复军有几万人,这个数字指的不是正式部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介绍。

1945年11月20日,刘秀同的父亲刘振东跟随金九以私人医生身份,同乘一架飞机回到韩国。但他不堪韩国激烈的派系斗争,又返回中国。金九于1949年在汉城被刺杀。

1957年,刘振东带全家去了朝鲜。到朝鲜后,在平壤,刘振东受到时任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抖奉的接见。由于在重庆时他患了风湿性心脏病等病,无法工作,被安排到咸镜北道朱乙一家疗养院居家疗养。

1959年,朝鲜的政治清洗达到高潮。当年年底,在疗养院的刘振东突然接到朝鲜中央医院的通知,要他去平壤看病。这次蹊跷的“看病”成了刘振东与家人的永诀。刘秀同记得,接父亲的车是一辆苏联造救护车。

刘振东被接走数日后,他家被抄。家中两大本相册被抄走。一张刘振东与妻子黄芳的合影,放在另外的地方未被发现。这张照片如今在刘秀同手中,成为保存下来的父母唯一合影。被接走后,刘振东来过两封信,提到“有专人伺候”等寥寥数语。之后,他再无音讯。

年幼的刘秀同跟母亲黄芳找过父亲,但到了平壤中央医院,被告知“没有这个人”。刘秀同的二哥刘秀然当时在平壤读高中。年轻气盛的他去中央医院找人,与医院人员激烈冲突,被关到监狱,受了重大刺激。他于1982年自杀。

不幸接踵而来。刘秀同的大哥刘秀显在平壤街头行走时,被人民军士兵抓住盘问:“哪里来的?”刘秀显答:“街上来的。”对方听成:“开城来的。”著名的三八线就在开城附近。12岁的刘秀显被抓去“假枪毙”,受到惊吓得了精神病。他于1989年去世。刘秀显与刘秀然终身都未成家。

黄芳决定带孩子们返回中国。

1963年2月的一天,他们带几个简单包袱,经重重障碍,从图们江的冰上走回中国。

父母在几次政治运动的交代材料,如今成了刘秀同构建家族史的重要资料。刘振东至今没有确切消息。从朝鲜找到父亲骨灰成为刘秀同多年的心愿。

荣誉姗姗来迟。经漫长十四年等待,2007年10月25日,时任韩国总统卢武炫签署的刘振东受勋证书连同勋章,被转交给刘振东后人。

金延龄也获得了家族荣誉。2013年,在父亲去世30年后,她来到首尔,拿到了朴槿惠亲笔签发、授予父亲金东镇的独立运动有功者勋章和证书。

赵生林还在等待。公园登记簿上韩国人的名字越来越多,但没有他的亲人出现。如今留给他的只有想象。他每天看着公园立的那块光复军驻地旧址纪念标识石。除了汉语,上面用韩语写着那次离别,“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及其家属陆续回国。”

档案

韩国光复军

被日本占领后,韩国人民一直未停止过反抗。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宣告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复国运动进入了活跃时期。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次年11月,司令部迁至西安。此后,西安成了韩国复国者的“圣地”,大批韩国青年跋山涉水奔赴西安,参军复国,也积极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在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情报刺探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光复军在河北省、湖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