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 司马光和王安石友情\苏轼与王安石的友情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数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
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
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
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好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
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他“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欧阳修也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还写首诗说“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
所以,当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门写信祝贺王安石,王安石的诸友也都摩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
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由于北宋的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司马光为官清廉,他的薪俸大多周济了穷困的亲朋,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到了洛阳后,居住条件更是十分简陋。
为了修史不受天气的影响,司马光想了个办法,在室中挖了地窖,以砖砌成地下室居住。当时,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阳园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层,飞檐走兽,气势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谑语。
为了编《资治通鉴》,司马光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白天勤奋写作,晚上也很少休息,常写到半夜才睡觉,不到五更又起来继续工作。司马光怕自己晚上睡得太死,于是就用一段圆木做了个枕头,夜里只要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动,他就会惊醒,可以马上起来读书写作。
司马光年老时,友人刘蒙打算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他,但他回信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
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
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听了上节课我所讲的杨万里,观众朋友们可不要误解,以为杨万里这个人对谁都那么小心眼,火气都那么大,其实不是。宋人笔记有这么两个小故事挺有意思:一次杨万里在官署里跟人聊天,大讲晋朝的于宝如何如何,正讲得带劲,他手下一个人说:“那是干宝不是于宝。
”干宝是《搜神记》的作者,也不算什么冷僻人物,不知杨万里怎么犯糊涂了,还问:“你怎么知道的?”那人翻出一本韵书,在“干”字下面注着“晋朝有干宝”,杨万里一看,乐了:“你是我的一字师!
”还有一次杨万里作为中央官员到各地巡查,地方官摆宴招待,歌伎淆酒唱曲,歌词中有一句是“万里云帆何日到”,里面正好嵌着杨万里的名字,这在当时属于不敬,很犯忌讳,地方官很紧张,杨万里却笑了笑说:“万里是昨天到的。
”轻轻地就把事情揭过去了。从这看杨万里对下人很宽宏,而且风趣幽默,他只是对政敌毫不宽容,哪怕原来是朋友,政治见解不同就绝交。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处世之道,不过这样的处世之道不被人们赞赏,从古到今,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是政敌之间私交友情,其中作为实例而谈论最多的,恐怕要数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苏东坡。
明代冯梦龙所编拟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了这么个故事:苏东坡看到王安石两句未完的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心想这两句诗是乱道,黄花即菊花,开于深秋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
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兴之所发,不能自已,举笔舐墨,依韵续诗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就把苏东坡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光阴迅速,将及一载。
时当重九之后,连日大风。一日风息,东坡兀坐书斋,忽想:“定惠院长老曾送我黄菊数种,栽于后园,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足犹未动,恰好陈季常相访。东坡大喜,便拉陈季常同往后园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见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唬得东坡目瞪口呆,半晌无语。
陈季常问道:“子瞻见菊花落瓣,缘何如此惊诧?”东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见此花只是焦干枯烂,并不落瓣。去岁在王荆公府中,见他《咏菊》诗二句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错误了,续诗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却不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迁小弟到黄州,原来使我看菊花也。”
这是拟话本,是模仿说书人的话本而创作的白话小说,里面人物当然不是历史原貌,而是按照主要是市民阶层的理解,进行过改造后的艺术形象。比如这个故事里,好象王安石是个老头,苏东坡还是个小年青,其实,王安石比苏东坡大16岁,他们平辈,都是欧阳修的门生。
作者冯梦龙是个大学问家,当然知道这个,他更知道苏东坡贬做黄州团练副使,是乌台诗案对苏东坡的流放判决,不是为了去看菊花,而且王安石当时已经辞官赋闲在家,并不是他把苏轼貶到黄州的,但偏偏这么写,那是按照市民阶层所能理解的程度编故事。这样编,恰恰说明即使按照市民阶层的理解,这一对政治斗争的对手也并非怒目相向剑拔弩张。
两宋有大量的笔记记载王安石苏东坡关系,实录或虚构,一段一段很多,不胜枚举,一般都是只叙述他们两人怎样斗文斗智,极少涉及政治观点的冲突,这说明在文人这个圈子里,也认为当初的变法之争并非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我们仅举两个例子:
《调谑编》: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北窗炙輠》中有这么个故事:王安石常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记载“扬雄投阁”这件事不可靠。他不相信扬雄会因为怕被王莽追杀,一时情急从天禄阁跳下来,认为这是史臣乱写的;王安石甚至进一步否定扬雄写《剧秦美新》一文,而认为这只是后人诬谄扬雄而已,扬雄无论如何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有一天,苏东坡煞有介事地对王安石说:“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只有丞相能开解”。王安石十分关切地说:“甚么事?说来听听?”东坡说:“西汉真的有扬雄这个人吗?”当时在场的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论到苏东坡的逸事之多,一般结论都是说他聪明风流,率意而为,符合中国传统的名士风度,过去分析总是到此为止,不再深入。这很不够,仅只分析了少一半,对立一方的反映没分析,这样的逸闻趣事如此之多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没分析。
我个人认为,它至少是反映了北宋中期朝廷的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封建皇权之下的正常状态,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争论激烈而平等,但双方多是出以公心,基本没有权力之争中的卑鄙手段。这个从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过去恐怕是把双方的对立面看得太多,统一面看得太少。至于后来发展为元丰元祐两党的激烈党争,性质就变了。发生质变的原因很多,但至少有一条不能忽视,那就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一代高水平政治家的纷纷谢世,后继乏人。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留下种种逸闻趣事最多的一个,说明人们对苏东坡的喜爱程度之深。为什么中国人,还有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包括对于东方文化相当隔膜的很多西方人,如此地喜爱苏东坡?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这是把问题推到极端的一种论证方法,所要说明的是,“此四子者”之所以千古,不在于他们的文学天才,而在于人格魅力。其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又首推子瞻,即苏轼苏东坡。当然我们论起来不能推到极端,不论诗词,那就不是我们这个课程了,我们还是要通过诗词论人格。
2000年,欧美大报法国《世界报》以“1000年的十二位英雄”为题,连载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东西方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苏轼,用两个整版详详细细地做了评介,其见解可以反映欧美学者的通常看法。文章颇为称道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君子之交”,说他们都是从政的文人,一个属于激进的“国家统制主义者”,一个是保守的“自由派”,然而,政治营垒的不同并未妨碍他们俩人终生相互尊重。
法国《世界报》的论述是有根据的。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22岁中进士,苏轼23岁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都以诗文名世。他们后来的分歧不在于该不该变法,而在于怎样变法,是激进还是渐进。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大刀阔斧锐意革新,而苏轼则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虽非南辕北辙,却是圆凿而方枘。
政争的结局是两败俱伤:王安石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苏轼则在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命悬一线。
新派人物罗织罪名,恨不得立刻置苏轼于死地,而这时候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
”已经赋闲住在南京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保住了性命,五年后重被起用,特地到金陵看望王安石。王安石穿了便服骑着驴子来船边迎接,苏轼连帽子都没戴就出来迎接,向王安石深深施礼说:“苏轼今日太失礼了,竟敢以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说:“礼仪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呢!”两人见面非常随便,并相约同游蒋山。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谈禅说佛,愉快相处。
苏轼《同王胜之游蒋山》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之句,王安石读后拊几赞叹:“老夫平生所作诗,无此二句。”于是和了一首,称赞苏轼“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王安石有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的两首七绝一首五绝。苏东坡非常欣赏,一一按其韵和作,原作和作我们各读一首:
午阴宽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
红蕊似嫌尘染污,青条飞上别枝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他们的会面非常融洽,也并非避开朝政不谈,《河南邵氏闻见录》这样记载:
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
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
可见他们都仍然坚持各自的主张,也有共同的政见,但不管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不是私利。
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七绝《北山》,这次会面时这首诗没在手边。在谈话中王安石约苏轼就在金陵买田筑屋,相邻而居,苏轼十分感动,当场答应,并凭着记忆步《北山》韵: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景仰,也体现了自己希望急流勇退的心情。我们现在看看王安石的原诗,苏轼凭着记忆步韵,丝毫没有错误,可见他对王安石诗的珍爱程度: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没能成为邻居,两年后,一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逝世。哲宗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奉旨拟敕文,敕文中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这是一对政敌,但他们之间又有着真诚的友谊。在大政原则问题上,他们谁都没有向对方让步,都是只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主张;在风流文采上,他们互相倾慕,互为知音,成为文人相亲的典范。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无论你是否从政或者为文,都应该有所启示,高尚人格的修养,从拓展胸襟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