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东北大学 “因材施教 稳步发展”——北京大学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之法学院
“因材施教 稳步发展”——北京大学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之法学院
新闻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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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高学历人才的发展和培养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将研究生教育落到实处,现有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对现有的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和创新,研究生专业学位的设置如何跟进,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研究生院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郭雳教授,感受法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之路的点滴成长。
【人物介绍】郭雳
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制度比较及法律与金融的交叉学科研究。
问: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展了20年,贵院作为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首批试点单位,经历了其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您能介绍一下北大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历程么?特别是您认为有哪些政策或事件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郭雳:经过20年的发展,法律硕士(简称法硕)从最初不被看好、难就业,到逐步被市场接受且有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各方面在认识和实践上逐渐趋向一致,殊为不易。从最早主要培养在职法律硕士——到开始招录本科应届毕业生,逐步摸索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独特招生和培养机制——再到深化教学改革,新设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形成法硕专业学位教育的示范,北京大学法学院不断摸索探寻高品质、特色化的法律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并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1)率先实行双导师制。聘请实务部门专家担任校外导师,通过开设实务课程与讲座、提供实习辅导与帮助、指导毕业论文、参加答辩等多种途径,全方位深度参与法硕学生培养。(2)率先开展分方向培养。对法律硕士(非法学)学生,自研究生二年级起进行分方向培养,不仅有助于加强师生沟通交流、提升教学质量,而且使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习兴趣及本科背景,优势互补,实现交叉学科法律人才培养。
经过长期发展,目前法学院开设的法硕细分方向已达18个。
(3)率先推行推荐免试制度。从全国法学以外专业的本科生中直接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法律硕士(非法学)项目,提升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4)在招生考试内容方面,把握法律硕士(非法学)项目的自身特点,通过推理分析、材料阅读及自命题作文等考核内容,侧重对学生逻辑思维、理辨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与筛选。
(5)率先将专业实习纳入教学培养计划中,并制定专门制度加以规范。重视通过专业实习、实践等来强化在校学生的实操能力。
(6)率先开设高端实务类课程。这些课程融合了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一般采取校内外专家携手打造,由本院教师主持、精选实务部门专家合作授课,契合实践性人才培养目标,学生认同度高。
(7)开发案例研习系列课程。针对以往课程教学中对学生法律思维、逻辑能力的训练较少且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学院尝试通过开设与三大部门法及诉讼法相配套的案例研习课程,承担起方法论传授的功能。案例研习课程借鉴苏格拉底式教学方式,通过总分式授课及高强度作业练习等授课方法,深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和法律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动手技能。
(8)持续深化课程改革。近几年来的重点是调整研究生项目布局,厘清差异化的培养目标,确立全新课程分类标准,完善教学培养方案。
2012年底,法学院经过周密论证决定在大致维持原有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调整结构,新设法律硕士(法学)项目,适当缩减法律硕士(非法学)项目规模。与此同时,学院进一步明晰了各项目的培养定位,进而梳理课程库,确立了更加客观科学的课程分类标准,即基础类、专题类、实务类、英文类等四类,推动教学改革。
可以说,上述重要举措不断引领着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的法律硕士专业发展至今。其中,分方向培养、实行推荐免试、优化招考内容、开设案例研习课与实务课、调整研究生项目和课程布局等,对于法律硕士结构优化、培养质量提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问:经过20年的探索,贵院的专业学位教育已经形成了法律硕士(法学)(又称法本法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又称非法本法硕)相结合、在职法硕与全日制法硕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并且具备了良好的培养条件和基础,贵院在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中有哪些经验可以与其他学院分享呢?
郭雳:每个学科都有着各自特点,不同学院、不同项目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也多有差异。北大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和影响力,得益于首批试点的先发优势和北大法学百余年的厚重积淀,与此同时,依靠自身持久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及富有针对性的培养创新举措,确保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不断延续。
学院近年来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例如调整法律硕士项目整体格局、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教学培养环节、大力推进国际化步伐、探索改革毕业实习及论文。
这些举措的核心思想均是紧紧围绕提高生源质量,提升课程、教学品质,夯实学生法律基础功底,强化实践操作能力,实现既定培养目标。学院对此一贯坚持的理念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真正具有参考意义的扎实数据为依据,不断寻求进步空间,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无谓折腾;根据院系所处阶段和实际状况,在相对长远的合理规划下持续改进,探索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平衡,集中精力攻坚克难,解决主要矛盾。
在这项共同事业中,调动全院教师积极性,统一理念、凝聚共识、脚踏实地、借势而行、协同推进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面对学生,“用心教学”,珍惜声誉,不滥用或透支品牌,以真材实料助力与成就学生。这些为法学院专业学位工作发展提供了持续驱动力。
问:贵院专业学位项目的学制也很有特色。非法本法硕是三年学制,而法本法硕则是两年,请问这种的安排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郭雳:学制的不同设计,是尊重教育规律,因材施教、量体裁衣的必然选择。学生们的本科背景和训练不同,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及培养方式等也应体现不同侧重,专业学位项目更是如此。法律硕士(非法学)项目的招生培养对象是本科非法律专业的学生。
对于这些学生,有必要通过一年的法律基础必修课程学习,帮助其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及部门实体法及程序法等核心知识。因此,该项目第一学年不区分方向,统一安排基础必修课,使学生在熟悉法学院学习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步习惯法律学科的学习节奏、方法,找到自身兴趣爱好所在。
第二学年起,学院细分设置了18个方向,该项目学生结合本科专业、个人兴趣、职业前景等进行双向选择,全部纳入到分方向培养的体系中。
法律硕士(法学)项目的学生则均具备法律本科背景。虽然目前不少高校的类似项目仍采用三年学制,且在入学第一年仍要学习法律基础课程,我院经研究采取了不同做法,即全部以推免方式选拔录取、不再为其专设一年基础课程、学生入学前根据其兴趣申请、经过双向选择后确定具体培养方向、入学时即直接进入所属的五个方向之一进行高阶培养。
这种模式同样是基于对我院该项目的生源质量实际、培养目标、就业市场需求、学生职业发展等的综合考虑。
需要说明的是,在课程依其功能重新分类的基础上,我院整体上打破了单纯按照学位项目设置课程的窠臼,大幅增加了包括法硕在内的研究生的选课自主权。除开法律硕士(非法学)第一学年的基础必修课,以及少量设有前置条件的特殊课程,学生们目前拥有较大的空间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进行课程组合,设计和安排选课学习。不同类别(在职与全日制、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学生之间的交流碰撞、借鉴提高也由此增强。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贵院专业学位教育在课堂学习、社会实践、就业方向等具体领域与科学学位教育的区别?专业学位教育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郭雳: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融合,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兼顾,能力培养与职业品格并重,关注中国现实、适应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同时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和格局,是北大法学院学生培养的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学院也确立了各招生项目差异化的定位:本科生着重培养其系统、扎实的法学基本功底;法学硕士主要侧重长学制学术型人才选拔培养;法律硕士(法学)作为厚基础、高层次、国际化卓越实践法律人才的摇篮;法律硕士(非法学)则致力于培养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实践型、涉外型法律人才;法学博士作为最高学位,重点培养具备独立研究能力与深厚学术素养的法学科研生力军。
在专业学位硕士教学中,围绕课程设置、培养流程及毕业实习环节,我们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因此学院着重为其开设了案例研习系列课程、一批高质量的实务类课程,以及法律写作训练课程。
以实务类课程为例,法学院近年来大力支持建设了一批品牌课程:合同法实务、刑事辩护实务、司法实务与前沿、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专题、专利信息利用、专利代理实务、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天元”律师实务、诊所式法律教育等。
针对法律硕士(法学)项目,在教学过程中则更加注意学生某一专业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及重点难点的深入研究。
培养重点的不同,也体现在毕业去向上。我院法学硕士通过硕博连读或者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远高于专业学位学生;而绝大多数的博士毕业生会选择进入科研机构、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任教。而专业学位学生,特别是法律硕士(非法学)学生,由于其本科专业和复合型特征,更易在需要交叉背景的行业取得较好发展,例如经济、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国际法等领域。
问:针对专业学位教育应用性强的特点,贵院是否会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实务导师?导师是通过何种方式指导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郭雳:2002年7月,为了更好地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双导师制,开始正式聘请校外兼职导师。为此,我院通过实施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聘任办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兼职导师队伍已从最初每届不到40人,发展壮大至目前每届近150人,其来源结构也日益均衡。
我院兼职导师所承担的职责涉及教学、培养、实习、就业等各环节。就18个方向具体而言,每位导师的参与侧重有所不同,但对整个兼职导师群体来说,其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强法官,每学期都抽出宝贵时间为法硕同学讲授司法实务与前沿课程,指导和安排学生们的实习。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律师,多年来悉心指导北大法硕同学的论文,还出资设立了“列阳奖学金”给予资助。
这些兼职导师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论文指导、实习就业、奖助学金提供等各方面,为法学院专业学位教育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和动力。
问:根据国教督办16号文件精神,今年北京大学要进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评估体系设有六个一级指标: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培养过程、学业质量、社会评价、质量保障体系。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贵院各项指标的评估情况么?
郭雳:在学校研究生院的组织和指导下,法学院正在积极参与该专业学位评估。对照评估中的指标体系,我们对法硕培养综合改革方案及其实践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内容涉及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实施方案、师资队伍、管理体制、课程设计、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等各环节的具体措施。
数据表明,北京大学的法律专业硕士培养是扎实而成功的。2015和2016连续两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法学专业全球排名中,北大法学院均进入亚洲三甲,中国大陆地区第一。
2015年全国法硕教指委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跟踪研究显示,北大法硕毕业生就业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各高校中居于首位。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情况,法硕项目的质量保障也值得一提。
北大法学院构建起了“教学委员会——院党政班子——主管院长及教务部门”的分级质量保障管理体系。教学委员会主要负责法硕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改、课程库的梳理、课程的开设或调整等;学院党政班子负责重大具体事项的决策,落实教学委员会的决定;教学主管院长全面主持法硕培养方案与管理制度的实施,对日常事项与常规性问题进行决策;教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管理团队,负责大量的教学管理和服务。
整个质控条线定期审查培养方案及其实施情况是否与培养目标和学院的定位相一致,并接受全院师生的监督。学院还通过课程评估、教学研讨会、中期座谈会、收集雇主对毕业生的反馈信息等,集校内外的智慧,不断强化完善法硕培养。
问:您认为评价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标准有哪些?其中您认为哪些标准是最为重要的?
郭雳: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视角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需要集思广益、换位思考,开展系统性研究。从学院层面看,有必要重视的是课程体系与课程质量、课程及教学环节设计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第二课堂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与塑造、教师对学生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等,这些因素均直接从源头上影响培养效果。
从学生层面看,其逻辑思维能力、专业基础理论及实践技能掌握程度、综合职业素养提升度、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对学院的认可程度等,则是进行衡量与评价的较佳角度。
从就业市场看,新近毕业专业学位学生的综合素养、就业率,其持久学习能力、领导力、竞争力,社会总体评价等,都很重要。上述层面相辅相成,只有其都不断提升并产生良性互动,教育质量才能得以保证。
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各学院必须从我做起,对自身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提供高水准的教育产品。为了对这类问题有更好的认识,我院把法学教育本身作为主题来认真对待和研究。北大法学院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全国法学教育高端论坛”,汇聚我国乃至亚太地区的主要法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标准”“案例教学与实务课程”“外文法学教育”“变革中的法律职业和法学院”等议题深入探讨,凝集智慧,寻求共识。
北大法科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和机制、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取得的成绩及引领作用,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同行的高度认可。
问:您觉得贵院目前专业学位教育中主要面临什么方面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现在最急需做的是什么?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法学院在未来专业学位教育上有哪些发展规划?
郭雳:目前,法学院每年级专业学位硕士生数量约为学术学位硕士生的近4倍。学位项目、学生结构的大幅调整给学院工作带来新的任务和挑战。更进一步分析,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可以预期未来代表学科发展前沿领域的专题类课程须不断推陈出新;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求突出的法律写作课有必要进一步制度化、体系化;精品化的实务类、外文类课程需要大量兼职型教授、境外客座教授……这些往往又是在现行教学、人事管理架构中难以求解的。
整体而言,要保持亚洲领先、同时在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中逐步攀升,那么精英法学院的教师规模与不断丰富的课程库之间的矛盾怎样平衡,体系规范、与时俱进的课程要求与精致化的师资体制未来如何并行,均是学院需要认真思索、学校需要积极回应的问题。
具体来看,教改后法学院新开设的案例研习课、精品化实务类课程、小班化教学等,几何级地增加了任课老师在教学工作中的时间、精力、资源投入。然而,目前学院对这些课程的支持力度仍然比较有限,除了在助教方面适当倾斜外,更多情况下是由教师本人负担相应的成本,靠“责任心”来支撑。
不仅如此,在时下以科研为重、教学为辅的考核评价体系中,如何让这些在教书育人方面付出巨大心血的教员在绩效评价时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是学院学校推进人事综合改革时必须予以回应的。
目前,我院最急需解决的是部分学科师资结构方面的问题。一些专业近几年将有多位老师退休,还有的专业长期难以补充新人,面临可能断层的局面。学院正在积极通过引进、转化等方式想办法、调结构、促发展。
关于发展规划,我院多年来始终坚持:在符合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围绕既定中心目标,相对长远和合理地做实事,稳步发展。对于法律专业学位教育,未来我们仍将在实践摸索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项目结构,在课程规范化、系列化、品质化上下功夫,更加强调资源整合,注重创新协调。
问:就北大而言,您认为专业学位教育和科学学位教育在北京大学应该是什么关系?两者如何协调发展?
郭雳:作为中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科学学位教育应是北京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近年来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学位在服务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研招办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北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首次超越学术学位研究生。
学术学位相对育“道”,专业学位相对授“技”。然而两者并不矛盾,事实上实务与研究有机会在高层次上实现统一,而北大的独特氛围和底蕴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法学院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法硕毕业生能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而这又增强了他们的竞争力。
对于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术学位教育和基础研究必须得到特别重视并且占据中心地位;专业学位教育则须以精品化为设立与发展标准,不应跟风求全。学校可以选择若干发展基础实、建设力度大、培养效果佳的院系重点支持,令其专业学位能够在全国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
问:北大之前一直以学术性的教育培养为特点,那么去年深化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获得教育部批准,从学校的层面上来看,您认为专业学位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最急需做的是什么?
郭雳:我们认为能将专业和素质/通识教育最好地融合,是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北大的精神魅力和校园底蕴,可以吸引到志向远大的莘莘学子,而业务能力和独特气质兼备,既给了毕业生充分的自信,又保证了他们在职场上的长期竞争力。
这恐怕是学校在考虑专业学位教育时首先需要把握的。谈到综合改革,确实可以有很多切入点,比如说专业学位论文的改革。不少院系都有反映,学术型论文写作往往难以作为衡量学生是否达到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具备相应实践能力的标尺。
法学院近些年也在不断思考尝试,把写作训练以课程及其他形式分散贯穿到教学培养各环节中。然而,专业学位论文改革并非易事。抛弃学术型学位论文写作听上去简单,但要确立一套全新的、可操作性的常态评价机制,落实起来困难不少。
具体到法硕论文,以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代替学术型论文的提议,已讨论经年却始终雷声大雨点小,而近期毕业论文抽检审核力度的加大,使得各单位在探索性和尺度把握上更显小心翼翼。总之,专业学位论文改革很难由个别学院或学校单兵突破,需要学校层面汇聚智慧和勇气,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推进教育主管部门及各相关方的理念转变与支持。
问:北大专业学位种类多、涉及面广,分散在不同院系。您认为学校在体制机制上,如何为专业学位教育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运行环境?
郭雳:以我们院系基层工作中的观察和体会,学校或许可以考虑如下方面。当然这些想法还很不成熟也欠周全,权且抛砖引玉,提出作为参考。(1)学校及所属职能部门应提供相对稳定合理可循的政策规则指引。(2)职能部门相对分立又高效合作:完善信息系统、整合各种数据资源;建立学校与院系间信息联动分享机制;简化不必要的行政手续。
(3)增加学费弹性、梳理奖助体系,提高专业学位项目中家境条件一般同学的受惠度,奖优助贫。(4)人事制度方面,坚持德才兼备高水准,同时尊重各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