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寿宴李望知 毛泽东生日的毛刘分歧:薄一波称寿宴鸦雀无声
还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就已经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并对之产生警觉。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
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毛以反右代替纠“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农村以“四清”为主,城市以五反为主。
刘当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兴趣,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问题。薄一波回忆:“……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到去对付阶级斗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一贯理念。“四清”既已发动,刘也就因势利导,顺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绎和实践,并迅速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1964年把自己积累的威望和权力发挥到顶点。这一年,刘不但带着夫人到处演讲“桃园经验”,而且不同意团结95%以上干部(这是毛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的规定。
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又说“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毛所发明和倡导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搞‘四清’,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5页。)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刘在这次会上的姿态和语言也特别张扬: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刘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
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号令天下”岂是一个二把手所为?李新当时就感到: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他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
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
军官们如此不满,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当李雪峰、陶鲁笳等华北大员于8月20日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毛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两份文件。
问题是,当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这些大跃进的干将、也是毛的爱将都支持刘的主张,李雪峰亦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8月30日,毛明明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但与会者仍然同意刘的部署,将两份文件下发。“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6-1157页。)
这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的权势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话已不管用了,刘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动机和能力。联系到一段时期以来自己“大权旁落”、两个主席像并列、全党开始学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现状,毛决定反击。
1964年12月,中央利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问题。在15日下午的会上,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20日下午的会上,刘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毛还在说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当刘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