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外交英语 中国历届外交部长学英语的轶闻趣事(上)

201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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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中国历届外交部长学英语的轶闻趣事(上)    周恩来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

中国历届外交部长学英语的轶闻趣事(上)

    周恩来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法国求学。

翟华发表在《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

    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89.72分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这样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

    1918年4月3日周恩来留日期间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

    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曾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可见,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

   乔松都在<<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与龚澎>>书中写到:1942年前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号召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学习英语,办事处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母亲也拣起了基础课。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周副主席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国外留学多年,英文、法文都很好,可以直接与外宾交谈,并且常常指出翻译工作中的错误,可他仍旧以身作则,虚心学习,并且请母亲为他讲授英语知识。母亲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可她却从未在众人面前提及教周恩来英语这件事.

   在中国新闻网上有这样一个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英语的经典故事:

    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

    966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共建国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毛泽东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共举行九大,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要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词译准、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一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官员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陈毅(1901.8.26~1972.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1972)兼外交部长(1958~1972)。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陈毅一生以直言著称。他最有名的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唯一出自新四军的元帅,是爱好最广的元帅,是唯一一位被称为外交家的元帅。生活中的陈毅开朗爽快,好客喜交,博学多才。精诗文,好体育,爱美食,会抽烟,能喝酒。在众多爱好里第一当属作诗,第二是下围棋,被人称为元帅、诗人、外交家。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没有陈毅元帅本人学英语的记录,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他对外语和外交人才是非常看重的,请看他的相关事迹.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兼任外交学院院长。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在上外校庆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1999.12)说到: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在上海建立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并决定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四分部为基础,适应当时的外交形势,创办了上外的前身-"上海俄文学校"。

"俄专"基本是在"三无"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也没有教材。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之下,由部队营区划出了一块土地让给"俄专";又从部队和有关单位陆续调来了60多位干部和工作人员,从社会上招聘了20多位苏侨教师和几位中国教师;于1949年12月招收了第一期学员。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开学头三年,是学校师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三年,至今许多老同志都还清楚记得当时参加建校劳动和自编教材的情景。至1952年学校从无到有,已初具规模,建起了教室、宿舍和图书馆,先后培养毕业生300多人。

陈毅市长对我校十分关心,多次到校作重要指示,要求我校领导把眼光放远一些,不仅要培养俄语专业人才,还要培养其他语种专业人才;学生要又红又专,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刻苦学习,早日成才。

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和国家外交外贸工作需要,从50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专业,并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其后,虽然几经曲折,但学校艰苦奋斗、勤俭创业、注重质量、又红又专的传统精神始终激励着上外人在探索中求发展,学校从单一俄语专业发展为俄、英、德、法、日、阿拉伯、西班牙语等7个外语专业,在校生达1600多人,为国家输送高质量毕业生达3800人;教师已达380人,初步有了自己的知名教授;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得到广泛好评,为学校赢得了较高社会声誉。

经过14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于1963年被列为国家教育部重点院校。

《帅府家风》(肖伟俐著)中记载了陈毅“逼”女儿学外语的故事:

   陈毅女儿丛军现任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同时,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夫人。这几年,她和丈夫王光亚常年工作、生活在美国纽约,只有休假或回国开会才回来。     作为陈家唯一的女儿,丛军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时,上什么学校,陈毅和张茜夫妇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我问丛军:“你上这个外语附中是谁的意见?”     丛军:“是我父亲的意见。

当时我小学毕业以后,我妈妈希望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她原来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能歌善舞,很活跃的。我从小学钢琴、学小提琴,这都是我妈妈的主意。她希望我能继承她的这些专长,可我不太愿意。

当时我爸爸就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他说我们外交部也很需要外语人才,正好现在外语学院开始办附中,你就去考这个附中吧。我觉得我爸这个决定特好。

”     这场文艺和外语的讨论,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丛军如愿进入外语学院附中读书,并影响到她的一生。为了帮助女儿学好外语,陈毅专门给丛军买来了英国广播电台英语讲座唱片《林格风》和《基础英语》教科书。

40多年前,他的这些行为,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和当今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相媲美,足见他对女儿的呵护与器重。 姬鹏飞外交部部长(1972~1974),山西临猗人。积极贯彻执行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制订的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参与接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并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经过艰难的搜索整理,没有姬鹏飞外长学英语的记录,现在附上人民日报2000年的报道姬外长生平事迹也以便对他有所了解.

   1910年2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临晋县(今临猗县)东张镇东张村。他幼年丧母,在读完初中一年级课程之后,16岁到西安谋生,考入冯玉祥军队办的陆军医院学习。其间,他受到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熏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参加了李大钊同志被杀害后的悼念活动。

1931年12月,姬鹏飞同志参加“宁都暴动”,后任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他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调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1934年10月任中央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

1935年5月改任红一军团卫生部主任。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从1937年1月起,先后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1938年11月,姬鹏飞同志从延安到安徽,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建立了新四军后方医院。1940年春,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发展方针,参与指挥称之为“东进序曲”的郭村保卫战和黄桥战役,为新四军在苏南站稳脚根,建设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姬鹏飞同志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调任一师三旅政治委员兼苏中四分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苏中区第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全面负责该地区党、政、军、群的领导工作。

从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他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动员和团结各阶层民众,以顽强的斗志,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河网地带胜利地粉碎了日伪疯狂的梳篦式大“清乡”,为抗日战争写下了绚丽的一页。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参与指挥了兴化、盐城战役,拔除了运河沿岸和通榆公路上的日伪据点,使苏北、苏中、苏南解放区联成一片,为以后的苏中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解放战争中,姬鹏飞同志先后担任苏中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纵队政治委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华中指挥所副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苏北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为胜利地进行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占杭州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姬鹏飞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1949年11月,中央调姬鹏飞同志到外交战线工作。从1950年9月起,他先后被任命为我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团长和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他积极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努力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中央交托的重要外交使命。

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新中国崭新的外交风范赢得了驻在国的尊敬和钦佩,被誉为中国政府的杰出代表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按照建国初期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方针,他对我国驻外机构的创建和首批外交人员的培养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其经验受到中央的肯定和赞扬,并在驻外机构中推广。

从1954年9月起,姬鹏飞同志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代理部长、部长,时间长达20年。在此期间,他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并主持组织实施。

他参与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活动。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在处理涉外事件和外交谈判中,坚持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十分重视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设,注意言传身教,努力把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思想工作作风植根于外交干部队伍中,同时高度重视对各种外交专业人才的训练和培养。在干部的任用上,他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为外交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他善于团结一班人,充分发扬民主,注意发挥其他领导成员的作用。他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发展和外交队伍的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乔冠华(1913.3.28~1983.9.22)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外长的英语水平很难考证,但是他的两任太太都是英语顶尖翻译家,第一任太太龚澎曾辅导周恩来总理学英语,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曾教毛主席学英语,都广传为佳话.我想很有如此美好姻缘和魄力的也只有乔冠华外长一人可以做到.真的是真正的才子.

黄华(1913.1.25~)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燕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后方司令部秘书。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

黄华的英语很棒,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书中,黄华回忆说:"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同时黄华还翻译了斯诺的一些资料.

吴学谦(1921.12.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8.4~19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曾任国务委员(1983.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上海市人。

  吴学谦1940年9月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地下党上海中学区委委员、区委书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南迁福建,根据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党的工作。

   很难考证吴学谦外长学英语的事迹以及他的英语水平,但是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1953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山西下乡插队,1977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后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哈佛大学深造。曾在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