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播毛主席逝世讣告 《中华文摘》文章:周、毛逝世后的讣告广播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8日夜,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会回来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的宣传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接着,是一连串的“不”: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
听了这种安排,大家迷惑不解,为什么规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
1月8日夜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了正式定稿的“讣告”,便立即组织录音,由播音员方明播音。9日凌晨2点局领导审听后,又重新录音,原因是基调低沉、悲痛,未能体现中央“化悲痛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调。后来,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
讣告原确定于9日凌晨5点30分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考虑时间太晚,最后定在9日第一套节目4点开始播音后播出。熟悉广播的人都知道,不管如何安排,深夜和凌晨都是广播最差的播出时间,人们在熟睡之中,收听的人很少,大大减弱了首播收听的效果。
按照治丧规定,周总理讣告的播出次数不能多安排,中间只好安排了专题节目,有的节目中又误播了间奏乐,这立即遭到听众的强烈反对和谴责。首先打来电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你们为什么还不连续播讣告?!别的节目我们不愿听,不要听!为什么还要放音乐!我们是流着眼泪听的,你们是什么感情?!”
在广大听众的谴责和督促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了决心:多播出讣告、哀乐,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但是,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只被允许播一轮(也就是一天),我们再三提出要求重播,一概不予考虑。
按照中央精神,周总理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在1月15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艺节目播出。
到11日下午,上级领导在“四人帮”的压力下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第一套节目14点20分;第二套节目18点25分和22点20分。这一天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在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
“九九事故”真相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布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告各族人民书》播出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差错,在场的人惊呆了,不知所措。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立刻清醒过来:必须马上恢复秩序,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广播局局长汇报。
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听众质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谈到这一事故时,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当场口头向姚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
”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又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个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之后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错,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有的认为是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他们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
当时推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我保下来的!
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派人去取短的哀乐。台里一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
但事急中阴差阳错,他们从过去的哀乐胶带盒中拿了一盘。巧合这盘录音带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而且,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这盘含有隐患的录音带闯过了五关,才造成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治丧委员会名单录在了哀乐后头。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情有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要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带,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这盘录音带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卡纸条的地方为止。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