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董必武 詹才芳忆董必武:他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好老师
1937年早春,我和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一道随红大(后成为抗大)离开保安到了延安。
一到延安,我就先去看望董必武老师。董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把我让到炕边坐下,说:“十年了,十年了啊!……”董老师念叨着。他怀念起武汉中学和湖北黄安朝夕相处的学生们和农运积极分子们。我告诉他,武汉中学同学们都是好样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黄麻起义。
那时,伪黄安县知事贺守忠曾悬示布告,通缉追捕董必武、王健、王秀松、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詹才芳等92名所谓“共产党头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在黄麻起义中,有的在西征中,有的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了。
但也有些人,如汪奠川、戴克敏、王秀松等同志都死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张国焘之流的手中。董老师感慨地说:“你们四方面军在肃反中还有许多好同志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有许多人冤死了啊!
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于是我把当时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等人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AB团时的情形,以及我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使他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
听完我的叙述,董老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他说:“你这样做很对。在危急中做到了这些,确实难能可贵的呀!”还说:“才芳,看来你原来还是个大勇若怯,大智如愚的人呐!
”我说:“首长过奖了。你恢宏的风度、宽大的胸怀,及和众亲军的高贵品质,我只是尽力去效仿而已,虽然我自知望尘莫及哪!”在我向他告辞时,我请董老师给我写几个字。他挥笔写了“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几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后来,我经常到董老师那里请教学习哲学、学习毛主席讲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每次他总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使我受益匪浅。
在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我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一些同志曾遭诬陷与打击。这时,董必武同志坚持自己提出的不搞扩大化的意见,为我们的遭遇表示关注与不平。
事后,董老谆谆教导我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我讲的这些,你一定是能够懂得的。”我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
何况他也已经亲自与我们谈过话了呢!他说明了这件事是抗大个别人搞的,并不代表中央。”董老说:“这就好,现在前方吃紧。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了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又说:“你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听后很受感动。我向董老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是您的学生。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宽宏大量对待自己遇到的委屈与不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革命工作。”
然后,董老又对我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他说,现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头等大事。形势变了,党内斗争策略也要随之变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当他知道我将要带领抗大一大队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单独开辟工作时,他一再叮嘱:你们到敌后去工作,要服从上级领导,尊重地方党委,多多听取群众意见,千万不能闹独立性。
1938年4月,我就要离开延安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急匆匆地去向董老告别。董老又再三叮嘱我一些话。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亲切地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