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线鸡”实拍:下岗女工出卖肉体【组图】

201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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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让这里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

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

“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让这里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

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每天晚上11点,王莉的丈夫都会到工人村的小巷子口接妻子下班,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会蹲在门口等。王莉是工人村“10元店”的一名性工作者。

据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介绍,在工人村中像王莉这样的女人约有500人,年龄大多在35到50岁之间,租住并工作在月租150元、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毛线鸡”们派发免费避孕套。

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

在走进工人村“10元店”之前,她们大多有着幸福的过去。

4年前,王莉一家生活在个旧市大屯镇,全家依靠丈夫在选矿厂里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天丈夫会拿着零食回家逗弄孩子,王莉则在一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2009年,下岗后的丈夫带着王莉来到个旧市打工,王莉来到距住处不足百米的工人村小巷子里,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10元店”的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

“只要活着就好。”躺在棉絮外翻的被子里,李萍常常喃喃自语。床下一米深,就是哗哗流淌的下水河道。

在这里,所有的“姐妹”都曾有过被抢劫、偷窃、殴打的经历。王莉曾遭过3次抢劫,李萍遇到过8次,“有时候10块钱他们都抢”。李萍说,抢劫的大多是吸毒者,“根本不敢反抗。”

毒品与性交易让艾滋病如溃疡一般,在这些失足妇女中扩散开去。2005年,在家庭健康国际组织(FHI)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李曼发现,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十分匮乏。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艾滋病后仍继续从业,不仅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也增加了自身交叉感染的风险。于是2005年,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对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一边等待客人。

随着工作的开展,“姐妹”们的遭遇让李曼感到震惊。有一次,李曼发现一对母子:妈妈靠性工作赚取吸毒费用,妈妈接客时,3岁的孩子就会缠住新进门的客人,以便让母亲多接些生意。后来,孩子随妈妈开始吸毒。5年后,母子二人一同注射过量,母亲死在8岁的男孩身边。

李曼赶去时,男孩刚刚醒过来。“孩子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曼说。

李曼试图让大家摆脱被死亡诅咒的生活。2009年,她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解决了8名“姐妹”的工作。洗一台车至少要1个小时,收入只有10块钱,但没人抱怨,“从来没挣过这么干净的钱。”姐妹们说。

几个月后,旱灾来临,洗车场由于成本一夜之间急剧上涨不得不倒闭了。

种种努力失败后,工人村的“姐妹”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等待客人时,姐妹们都会整齐地坐成一排,在巷子里为亲人朋友织毛衣、绣十字绣。李曼说:“她们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无所谓了。”王莉低头绣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笑着说。她的身边,是她刚刚织好准备拿回家送给老公的手机套。

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