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芝演员 林彪叛逃前11天被杀 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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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日后,迅速分成了“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打起了从“文攻”到“武卫” 的内战。

而一些奉命支持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沾染上了造反派的派性,或明或暗地支持一派。身为好派“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的李香芝,也参与了反对“屁派”及其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活动。她不久因为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但还是种下了开始被囚被斗的祸根。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各个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干部群众的“牛棚”。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

并且借口她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了几年,诬称她是地主分子;借口她转党手续不全,诬称她是个假党员;借口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些派性活动,说她犯有“反党乱军”的罪行。此外,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而最了解事实真相的王震方所写的材料说:“据我所知,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清查政治历史问题,抓“历史反革命”。李香芝17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给她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的帽子实在站不住脚。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之后,省文工团(即原来的省歌舞团)革委会和工宣队,不得不于1970年5月20日发文宣布:“对李香芝同志是否是地主分子及假党员问题,均可取消怀疑”,“可以取消隔离”。

同时,还在另一份审查报告中,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刚刚过去,所谓的“一打三反”、重点是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白容县桥头镇的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 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 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

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

’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

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