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是不是一种病 电击疗法是噩梦还是良药
你有网瘾吗?你认为网瘾是病吗?也许这样的问题不仅困恼着你，更困恼着很多家长，孩子成天上网是生病吗?这样的病病一般医生不管吧，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采访“网瘾”的话题，当被问及攻击性强的孩子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时，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模式，要给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
在被认为患上“严重网瘾”的那几年，魏子韩觉得自己昏昏沉沉，总是莫名发火，在网吧一待就是一周。
可他说，自己从没被网络游戏控制过。“其实是想组织一个打游戏的团队，大家一起赚钱。”魏子韩把自己当时的举动比作一种创业。
2008年，学校的宣传栏上贴着“网瘾，让天才变魔兽”“网络游戏，电子海洛因”的海报。魏子韩路过时瞟一眼，不屑地走开。
辍学一年多以后，魏子韩被送进一家网瘾治疗中心。直到今天，他仍觉得“网瘾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而大众讨论网瘾的热情却前所未有得高昂。“精神鸦片”“若不重视网瘾将会‘断子绝孙’”“切莫让亿万青少年成为网络奴隶”的声音不绝于耳。网瘾一下变成了贴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争议性标签。
“其实战争的烽火早已硝烟弥漫，最早是父母们发起的自卫战争，接着是医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投身战争中。”纪实文学《战网魔》如此描绘那段日子。
网瘾是一种疾病吗？如果它是疾病那应该属于精神科吧！到底人们对网瘾的定义是什么呢？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网瘾是病，完全是无稽之谈。”从网瘾治疗机构出来的第6年，魏子韩依旧不承认自己得了病。
1995年，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一个心理学论坛上提出“网络成瘾”这个名词，并制定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7条诊断标准。
从那时起，针对网瘾是不是病的争议开始了。
没过多久，戈登伯格就声明，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只是比照病态赌博的定义，编造了诊断标准。
“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1997年他曾对《纽约客》表示。
直到现在，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也没有网络成瘾的相关论述。此后，该标准一直未更新。
十多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却一直坚持“网瘾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观点。针对这个命题，他发表了70多篇论文。他为“网络游戏成瘾”制定的9条诊断标准被收录到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
虽然这份手册指出，网络游戏成瘾“缺乏定义标准”“缺乏流行病学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不属于已确定的精神疾病。但陶然觉得，这就像网瘾入精神疾病的“草案”，“会在下一次修正后被纳入正式的目录中。”
他对记者说，当今很多人都不承认网瘾是一种病，根源是把精神病和精神疾病画上了等号，“精神病一般指的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
根据一份权威报告：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在陶然眼中，精神问题满足两条就能称得上疾病：导致社会功能丧失，例如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痛苦。
对魏子韩来说，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是从好学生一下沦落到差生的落差感。
“初中我是年级前五，高中打游戏，连中间都进不去了。”
那时候，他迷上了一款名叫《梦幻西游》的游戏。花上15元，就能在网吧待一晚上，之后他干脆就住在网吧里。
“几乎不和家里人说话，周围的人说我得了‘网瘾’，我不相信。”直到现在，他依旧坚持人是不会被物控制的。
有人认为网瘾是疾病，有人则认为网瘾不是疾病，而是商业制造的“谣言”，很多所谓的疾病都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网瘾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都曾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可被矫治的疾病，人工智能先驱图灵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受害者。然而这些所谓的治疗，不能说明被治疗者的不正常，只能说明治疗者的狭隘、无知与野蛮。
网 瘾不是病，病的是人心。一些家长平时不注意与孩子的沟通，不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与生活习惯，一旦发现孩子沉迷网络，就盲目相信这些号称能迅速见效的“治 疗”方法。他们把孩子当成花钱就能修理好的物件，把高压、限制自由和身体折磨带来的“听话”“孝顺”表象，理解成孩子被“治好”的表征。
网瘾治疗成为掩盖家庭教育无能的借口。事实上，有的家长给沉迷游戏的孩子戒网瘾，有的家长却可以接受孩子把电子游戏竞技作为职业，高下立判。
这些家长为网瘾治疗辩护，其实是在为自己不称职的家长身份辩护。如果家长自己不做出改变，网瘾治疗的生意将会一直兴盛。正如一个段子说的，以后还可能出现“VR瘾”“AI瘾”，“电击疗法”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地长期生存下去。
网瘾如果是疾病，它该怎么治疗呢？有没有有效治疗网瘾的方法呢？答案是“否”目前没有一种方法能有效治疗网瘾，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被骗进网瘾治疗中心的那天，父亲对他说：“你爷爷住院了，我们去看看。”他被六七个人按着，被迫接受了一次电击治疗。
2004年，荷兰人凯特·巴克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欧洲首家网瘾诊所。
诊所推出了4~6周的治疗计划，所提供的网瘾治疗方案与治疗赌博和酗酒的方法类似，每天收费500欧元。两年后，有研究者发现，荷兰人的治疗已宣告失败。
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在这项研究摸底的全国65家矫治机构中，最多的是“学校”，超过三成，其次是“非营利组织”“公司”和“培训机构”。“医疗部门”占比最低，只有4家。
报告显示，多数矫治机构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教育部门最多。然而，多家机构获批或注册的经营范围与网瘾矫治并不相关。
“任何只要想办网瘾矫治机构的人都可以办。”陶然有些愤愤不平。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电休克治疗，正是因为治疗网络成瘾的方法比较混乱，应该将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由卫生部门统一收治。
他面前却是一个“死循环”：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几年前，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哪一家医疗机构是获批专门治疗网瘾的。对于其他并非医疗机构的，由其他部门审批，谁审批，谁监管。
对于网瘾的治疗，一直流传着电击疗法，通过电击让孩子回头，在网瘾治疗中心时，魏子韩几乎每天都被送进电击室。他的伙食顿顿都是白菜豆腐。“没什么油，不吃就要送去电击。”母亲就在一旁默默监督。
一名“患者”告诉记者，“如果把现在的低频脉冲治疗仪比作30根针通电扎你，那‘第一代’电休克治疗仪就是300、400根针”。
“低频脉冲治疗仪所谓的二类保健品不过是个幌子，从本质上来说和电休克治疗仪并没有太大不同。”陶然说，接受电休克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头痛和意识模糊、心率不齐、认知损伤、脑部损伤等不良反应，对青少年必须谨慎使用。
这位研究者显得忧心忡忡：“电击治疗是有适应症的，主要是针对有严重自杀倾向、狂躁症、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除此之外都不能使用。”
他也不承认电击治疗是厌恶疗法，并非是用惩罚的方式让患者厌恶网络游戏。“它给人带来恐惧，恐惧只能加深自卑。”
陶然曾去德国考察过当地的网瘾治疗机构。维希尔网瘾诊所的治疗手段令人难以置信：艺术疗法，如绘画、舞台剧、合唱等;运动疗法，如游泳、骑马、静坐等;自然疗法，如种花、种菜、自己动手洗衣做饭等。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去治疗网瘾，你的监护人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陶然对记者说。
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从网瘾治疗中心出来后不久，魏子韩外出打了几年工，又开始抽烟、喝酒、上网。
有段时间，他总会想起当年一起接受治疗的姑娘，“用指甲刀割脉，流了一地的血”。
北京郊区的一家网瘾治疗机构，迎接“患者”的第一件事，不是电击，而是分配心理医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孩子大多也是被家长骗来的，不少人到这里，习惯先大哭一场。机构的应对办法是：让他们闹，闹到没劲儿了再说。
一个刚进入网瘾中心的孩子在哭闹后平静下来，被人带去做身体检查。
他体内铅元素被检查出含量超标。医生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注意力、感情和行为方面有异常。”
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打游戏时，与个体情感和需求相关的脑顶页使用偏多，而与逻辑思维和协调性相关的额页使用较少。
基地的心理医生王垒告诉记者，他们只开维生素，“如果有抑郁症的，会送到类似安定医院的地方去看，这只负责网瘾。”
这里主要的治疗都是围绕心理展开的。除了团体心理治疗，还有至少两次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平时除了军训，病人每天有5个小时左右自由时间。
当被问及攻击性强的孩子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时，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模式，要给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
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是这里的病人，每人需要完成120个课时的学习。
基地里一条走廊的墙壁上，贴着一条标语，时刻刺激着走过的父母们：“任何成功都抵不上教育子女的失败。”根据该机构的统计，这些家长职业分布前三的分别是：公务员、教师、企业老板。
电击疗法似乎对网瘾有着效果，但是也引来一大堆麻烦，接受电击疗法的孩子，虽然戒掉网瘾，但是从此人生变得灰暗，近日，多家媒体持续报道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使用“电击疗法”治疗网瘾一事，引发舆论关注。据介绍，该种疗法系由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杨永信开创，借鉴“电刺激厌恶治疗”的原理。具体实施时，通过在网瘾患者太阳穴或手指接通电极，让1~5毫安的电流通过脑部，将被治疗者的过度上网行为与电刺激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从而戒治网瘾。
由于接受“网瘾电击疗法”的，多为未成年人，且对身心具有伤害性，自2009年以来，陆续有媒体质疑其科学性和可取性。2009年，原国家卫生部颁布《关于停止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临床应用的通知》，叫停这一疗法。
今年8月份，陆续有媒体披露，山东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至今仍在使用这一疗法，对未成年网瘾患者进行“治疗”，导致争议。
我国网络设施虽然迅速的发展，但是网瘾的管理却没有跟上步伐，缺乏网络管理，在韩国，网瘾治疗基地采用民间和官方合作的模式：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对全国所有小学的四年级、初一、高一学生进行网瘾检查。
对“潜在危险群”的学生，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市、郡、区青少年咨询支援中心接受咨询。
需要治疗的“高危人群”，则被要求与精神保健中心和合作医院联系，接受治疗，每人将支付30~50万韩元的治疗费。游戏公司也需要资助网瘾治疗，成立专门的网瘾治疗机构。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生认为：“在国内让精神专科医院来做网瘾治疗，本身不太现实。”
他对记者说：“孩子的网瘾一旦上来，开放式的治疗很难控制，最少需要两三个月的封闭环境。”
以中国目前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他认为，“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这是个“切蛋糕”的老问题。“需要关注的疾病还有很多，孤独症1000万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孤独症训练中心，这该如何平衡?”
当谈到解决方法时，崔永生表示，要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网瘾治疗机构。
有时候，就连陶然自己也不知道以何种眼光，看待为之工作十几年的网瘾治疗中心。
“它像是医院，这个不用多解释。它又像是是学校，有很多心理治疗的课程，又是幼儿园，孩子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照顾他。它还有点像少管所，有很多孩子误入歧途，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