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劲是上将 铁军师长周士第南昌起义时官那么大 后来怎么才是个上将?
周士第是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新昌村人,生于1900年9月9日。他7岁读私塾,11岁进小学,14岁考入府城琼崖中学,20岁中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曾辍学当学徒一年),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
读书时期他就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中还被选为了琼崖学生联合会干事,组织了抵制日货等活动。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本县第二高等小学当了教员。由于周士第宣传进步思想,因而遭到校方压迫,教书仅一年便辞职回家。
不久海南岛瘟疫流行,由于政府救济不力而哀鸿遍地。周士第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先后都染病去世,他也曾重症缠身,几乎奄奄一息。侥幸未死后,周士第决心北上寻求救国真理,遂告别妻子翁祚昆和刚出生的女儿周竞权,于1923年春离开海南来到当时的南方革命中心广州。
为了谋生,周士第投入了滇军杨希闵部当兵。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海南同乡、共产党员徐成章和徐坚,参加了他们发起的中共外围组织“新琼崖评论社”。1924年5月,怀着从军报国之志的周士第经中共两广区委派遣的徐成章推荐,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走上了军旅人生。
周士第被分到了学生第二队,与他同队的一期生还有许继慎、李之龙、宣侠父、唐澍、董仲明(即董朗)、黄鳌、彭干臣、贺声洋等后来的中共群英。
在黄埔,周士第积极靠拢中共党团组织,进步很快。同年年底,经徐成章、廖乾吾介绍,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进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周士第人生中重要的第一个历史机遇。
周士第人生中重要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是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铁甲车队。这个铁甲车队的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顾名思义,是挂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下边的一支军事力量。其虽名为大元帅府所辖,实际上却是中共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当时的背景是中共已在广东各地组织发动起农民运动,但由于土豪劣绅也纷纷建立了武装力量,依靠高墙大院、堡垒式据点和从外购买的武器对抗农民运动。而农民组成的农军缺乏训练,武器落后,往往打不过土豪劣绅武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商量后,经报请孙中山同意,利用大元帅府掌握的几辆铁甲车为基础,并从黄埔军校、党团员、左派军官、工农骨干中挑选出来一批精干人员,于1924年11月组建成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其建制挂在大元帅府名下,实由中共两广区委指挥,担负训练农军和支援农民运动的任务。
上边所说的铁甲车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轮式装甲车,而是早期的装甲列车,配备有步机枪等武器,车厢内可装载人员,通过车厢上开凿的射孔向外射击,并由加装铁甲的火车头牵引,依托铁路线实施快速机动。其主要作用是护卫铁路,保持铁路交通线畅通。
苏俄内战时常用这玩意,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日本鬼子也用过。这种早期兵器现在看来很是落后,但对于当年既无直瞄火炮、又无穿甲弹的土豪武装来说,却是根本奈何不得的庞然大物。
铁甲车队的组成人员都是挑选来的精兵强将:队长是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的徐成章,党代表是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的廖乾吾,副队长是黄埔一期生周士第,军事教官是黄埔一期生赵自选,政治教官是中共两广区委派来的曹汝谦。队员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未来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1925年6月,在徐成章调任省港大罢工纠察委员会工作离开铁甲车队后,由周士第接任了队长职务。
上述诸人中,徐成章后来成为了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1928年2月在率部进攻万宁县分界圩敌据点时牺牲;廖乾吾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位置上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军委书记,于1930年9月被湖南军阀何键秘密杀害;赵自选后来成为了中共广东省委驻东江军事特派员,在1928年5月指挥海陆丰红军攻打海丰县城的战斗中牺牲;曹汝谦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党组织调到北方搞兵运工作,于1929年11月被韩复榘部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下令杀害;周子昆的事绩就更有名了,皖南事变中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一道突围转移,于1941年3月13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只有周士第成为了革命的幸存者,尽管他也曾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
铁甲车队下辖3个排,总编制为136人。因中共两广区委经常临时派一些人来受训,故全队常保持在150人左右。关于车队装备,周士第曾回忆说:“铁甲车队的装备,共有几辆铁甲车,及一部分其他车辆,驰骋于广东省内各条铁路线上。
班长、队员一律配备‘三八’式长枪,排以上干部配备驳壳枪。长枪和驳壳枪都是苏联帮助的。每排还有一支手提机关枪。”铁甲车队的经费不是由广东革命政府开支,而由共产国际提供,官兵同吃同住,薪水略有差别,但差别不大,每月的账目要定期公布,绝对禁止贪污行为。
同时在队内建立了党小组,逐步发展党团员,在军事训练的同时,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处处体现出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建军原则。铁甲车队成立后,除帮助开展农民运动、训练农军外,还及时驰援参加战斗,配合工农镇压反动武装、保卫省港罢工和平息商团、军阀叛乱。
当时在大沙头铁甲车队驻地不远还驻有一个飞机掩护队,任务是掩护飞机。其队长与反对革命的滇桂军阀相勾结,严重威胁铁甲车队及广州的安全形势。
奉中共两广区委指示,通过广东革命政府下命令,将原飞机掩护队队长调走,由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这样,经过和平接管及改编,飞机掩护队也成为了中共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之一。
1925年6月,中共领导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铁甲车队奉命前往毗邻香港、九龙的南头、深圳、沙头角一带,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同时配合当地的农民运动。10月底到11月初,发生了铁甲车队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恶战:沙鱼涌战斗。
当时已是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和党代表廖乾吾指挥4个班50余名队员,前往沙鱼涌地区支援遭到军阀陈炯明、郑润琦残部袭击的罢工工人纠察队。他们与有英帝国主义军舰、飞机援助的1000余名优势之敌遭遇,展开了一场壮怀激烈的战斗。
周士第、廖乾吾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血战半日,予敌人以重创,尔后杀出重围脱险回归。战斗中共毙伤敌官兵200余人,同时铁甲车队伤亡20多人,工人纠察队伤亡10多人。周士第在激战中身上几处负伤,又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吃饭睡觉,非常疲惫,差点倒下。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自己行动,带领队员们连续打垮了拦路的敌人,终于突围成功。
在这次战斗中,铁甲车队牺牲了黄华然、李振森、曾强、祝敬事、陈功安、宋烈光、易再盛、王子章、郑良溶、黄生、刘光烈、高博垣、唐达权等优秀队员。周士第对这些战友深为怀念,并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的报告会上激情演说,赞颂了铁甲车队官兵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在当时出版的报纸《工人之路》上,还详细报道了沙鱼涌战斗的情况,并刊登了周士第的演说。曾现场观战的英国人也惊叹于中国军人的英雄行为,在香港报纸上如此评价道:“沙鱼涌一战,中国政府军之勇敢无与伦比。”
周士第人生中重要的第三个历史机遇,是加入了叶挺独立团。由于铁甲车队的英勇善战,当时广东军界各阵营都不敢对共产党武装以小视。周恩来趁热打铁,又图谋利用广东军界对共产党人战斗力感兴趣之际,再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名义上受辖于某系统,实际则由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
经过酝酿和磋商,1925年11月,这支军事力量在与中共关系较好的第4军序列中产生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34团,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该团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一批一、二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学生为骨干,士兵约2000人均就近从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招募,以失去土地的贫苦青年农民为主。
团长由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共产党员周士第任1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任2营营长,共产党员杨宁(又名杨林、毕士梯,朝鲜旅中革命者)任3营营长,营连干部中许继慎、董仲明、吴兆生、卢德铭、袁也烈、练国梁、蔡晴川、赖元良、胡焕文、张堂坤等人也都是共产党员。
上述主要干部中,叶挺、周士第、许继慎、董朗、卢德铭、毕士梯都成为了中共早期的著名军事将领。而看到革命胜利的,则只有周士第一人。
铁甲车队被并入第12师34团时,人员均提级使用,队员可任班长,班长可任排长,排长可任连长,不少人都成为了干部骨干。铁甲车队虽存在仅有一年,但对中共早期建军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周士第来说,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到了建国后在纪念铁甲车队建队40周年、50周年时,周士第都曾赋诗抒怀,热情追忆了这段难忘的军旅印记。
34团建团后,第4军军长李济深和第12师师长张发奎均按照先前与周恩来的约定,没有干涉该团的人事和教育训练。因此34团按照中共两广区委指示,相继在团、连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迅速扩大党组织,并加强军事政治训练,以期快速培养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
当时周恩来还想照此模式在广东其他各军名下均成立这样一支部队,并与各军军长都协商好了。此举如能成功实现,中共掌握的军事力量很快便可达到两个师以上的规模,次年蒋介石敢不敢发动“中山舰事件”都成疑问,更不要说后来的“四一二”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必将完全不同。然而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鲍罗廷和陈独秀均反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以致失去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1926年1月,第4军第12师34团改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之名由此而生。1926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应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压迫的湘军将领唐生智求援,决定实行北伐。7月,在广州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苏联将军加仑为军事总顾问,指挥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分三路出师北伐。
在此之前,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就已率先进军湖南。由于周士第谨慎低调的行事作风和缜密细致的指挥风格,叶挺很是欣赏他,将他调任为独立团参谋长。
同时原2营营长曹渊调任为1营营长,许继慎继任为2营营长。众所周知,独立团北伐出师后,从广东一直打到湖北,先后参加渌田、龙家湾、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役战斗,一路浴血奋战,攻无不克,战绩辉煌。
后来第4军能获得“铁军”之誉,叶挺独立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北伐征程中,独立团伤亡约1000人左右,其中阵亡就有600多人。而曹渊、胡焕文、吴兆生、赖元良等独立团的优秀干部,也都先后英勇捐躯。还有一个练国梁,牺牲在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周士第在一路征战中协助团长叶挺实施作战指挥,勇谋兼备,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叶挺的得力助手。
打下武汉后,1926年12月,北伐军进行了扩编。第4军扩编为第4、第11两个军,张发奎和陈铭枢分别升任军长。叶挺独立团被扩编成了第4军第25师,其所辖的73团、75团分别由独立团主体和一部为骨干编成。叶挺被任命为第4军第25师副师长,后又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等职。
遵照中央指示,叶挺利用部队扩编的机会,于职权范围内先后在第25师、第24师中安排了大批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任职,分别在团、连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培养和锻炼军事干部,整饬部队,加强训练,积蓄力量。
其中叶挺独立团的直接后继第25师73团由周士第接任团长,许继慎任参谋长。刚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不久的林彪,也被分到了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
1927年4月,周士第率73团随第25师进军河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期北伐,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进行了战斗。就在北伐军连战连捷胜利进军之际,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各方压力下决心“分共”,与指挥国民联军的冯玉祥达成反共协议,命令北伐军各部撤出河南返回武汉,导致北伐功败垂成。
周士第人生中重要的第四个历史机遇,就是参加了中共建军的南昌起义,并成为了重要部队主官。当8月1日南昌方向打响后,周士第和聂荣臻、李硕勋、王尔琢等人在时任第4军第25师参谋长张云逸的掩护下,将驻在马回岭的第25师73团、75团和74团直属重机枪连共3000余人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受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称赞。
随后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成第9、第11、第20军3个军。其中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周士第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师长,李硕勋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师参谋长(未到职)。
第25师下辖73、74、75团,包含了原叶挺独立团的精华力量,是整个起义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陈毅、林彪、王尔琢、周子昆、黄鳌、袁国平、许光达、孙一中(即孙德清)、肖劲、蔡协民、聂鹤亭、彭明治、宛旦平、王展程、刘海云、刘映轩、彭遨、覃苏等后来的著名红军将领,当时都在第25师任职,都是周士第的部下。
能成为这样一支英雄部队的主官,在建军首义时就有了这样高的起点,周士第的前途本应该更加光辉灿烂。然而,世事常出人意料。
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去潮汕地区占领出海口,接收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尔后再重新打出一片局面来。然而在南下途中,起义军遭到了钱大钧、黄绍竑、陈济棠等部敌人的围攻,边战边走,伤亡较大,加上第10师蔡廷锴部5000人叛逃,全军力量不断受到削弱。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部队进占了广东三河坝,尔后在此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约1万人向潮汕进发,打通出海口去接收苏援军火;朱德率第25师及第9军一部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抄袭主力部队的后路。
不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在汤坑战斗中受挫,被迫撤退,后在普宁县流沙被打散,起义归于失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分头逃走。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敌人重兵围攻,损失惨重。朱德率部英勇阻击敌人后且战且走,一直退到赣南,部队在路上失散严重,仅剩下800余人。
行至赣南安远县天心圩时召开了军、师党委会,朱德委托第25师党代表李硕勋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以求得中央指示。按说李硕勋是师政治主官,派其回中央汇报是应有之义。而周士第是主要军事主官,与第25师的渊源很深,他留下来巩固这支部队是非常重要的。
奇怪的是,据周士第后来回忆,师党委会也同时决定派他去香港找上级党组织汇报。由于士气低落,看不到革命前途,以及因伤等其他原因,第25师的中级以上干部纷纷离队而去,如第25师政治部主任梁伯隆(原任第11军军部秘书,南下途中调到第25师接任李硕勋兼的师政治部主任职务)、第25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姚光鼐、第25师经理处长符克振、第25师军需主任周廷恩、第25师副官长刘鸣先、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孙一中、75团政治指导员阳心畲、74团副团长申朝宗、75团参谋长张启图等。
而第25师参谋处长游步仁、74团团长孙树成、75团副团长张堂坤、75团3营营长蔡晴川等人也先后牺牲。
周士第、李硕勋再一走,最后第25师的师级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干部只剩下了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中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当时算正营级),再加上一个时年41岁的第9军副军长朱老总。而上述三人实际上都是外来户,没有一个是原叶挺独立团及早期第25师出身的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士第能留下掌握部队,那么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很难想像势孤力单的朱德会主动作出决定派周士第离队去向中央汇报。考虑到在后来有关史料中对于周士第离队的一些微词,以及周士第自己曾向上级作过的检讨,估计当时在师党委会上是周士第主动提出的离队去汇报,初来第25师的朱德也不好反对,就同意了。
而朱老总心里的不悦,也是可以想见的。
不管怎么说,周士第的这一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让他后半辈子常常悔之莫及。艰危关头,朱德毅然担负起了全军指挥责任,与陈毅、王尔琢带领第25师余部及军官教育团一部转战赣南,委屈蛰服于军阀范石生部队中。后来又发动湘南暴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上了井冈山,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朱德“红军之父”的历史地位,始奠基于此时。假使周士第能够坚持住不动摇,与朱德一同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以其在叶挺独立团、第25师的正宗出身和影响力,毫无疑问将成为朱毛之下的第三人,很有可能担任改编后的红4军副军长兼某师师长,地位将高于陈毅、王尔琢等人,与后来上山的彭德怀相仿,这将是什么成色,大家可以自己去掂量一下。
周士第和李硕勋离开部队后,因怕广东部队熟人多,未敢直接往南去香港,而是先向北走,到了九江,随后乘船沿长江东下到上海。李硕勋留在上海寻找中央汇报,周士第继续转海路乘船赴香港。周士第是在北伐途中与李硕勋认识的,后来两人同在第4军第25师任职,关系很好,平时经常走动。
李硕勋的妻子叫赵君陶,她五哥就是与周恩来、罗亦农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赵君陶烧得一手好菜,有时周士第会来李硕勋这里蹭饭,他最喜欢吃赵君陶烧得菜。
周士第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李硕勋这次在上海的分手竟然成为永别。李硕勋向中央汇报完第25师的情况后被留在上海从事白区工作,辗转于江苏、浙江、武汉、上海间秘密领导发动武装斗争。1931年5月,李硕勋被派去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红7军任政治委员。
途经香港时被广东省委报请中央后留下,担任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同年7月,李硕勋在去海南岛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8岁。
对于李硕勋的牺牲,周士第是悲痛万分,常思常念。建国后的1950年11月6日,他在北京亲笔写下了一首《悼李硕勋同志》:“义举南昌,战赣粤南。分途找党,话别天心。白区工作,奋不顾身。牢狱不屈,遗书义深。公等鲜血,解放人民。忠心浩气,永耀不泯。遗志未竞,吾辈仔肩。革命必胜,公可安眠。”赵君陶感念他们战友情深,将周士第的这首诗一直保存到1985年自己去世。
周士第的长子周坚后来曾讲过父亲在南寻找党路上的事:“当时我父亲把联络办法、暗号都写在一块手绢上,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弄得特别恶心。在过好多封锁线的时候,碰上搜身,搜到这块脏手绢,人家就不细看了。”经过一路辗转,当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28年1月了。
周士第费了一番周折后在九龙找到了广东省委。此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正好是南昌起义时的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他也是起义军南下被打散后突围回到上海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又奉中央之命来到香港重建广东省委。
周士第向李立三汇报了第25师的情况,随后李立三和同在省委的聂荣臻还请周士第吃了饭。在香港等待上级指示期间,周士第患上了疟疾,却无钱治疗,只得流落在街头。这时他碰巧遇到了徐成章的爱人,暂时住到了其家里,虽然有地方吃饭睡觉,但还是没钱治病。
不久,张云逸奉中央指示要到苏联学习,途经香港准备转赴上海去中央报到。到香港后他知道了周士第的情况,便拿出了50元钱,周士第这才得以住进医院治疗。
由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警察对内地来客盘查很严,周士第自觉处境很不安全。加上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同乡老友到医院探望,劝他去南洋,借助老乡友人的力量帮助治病,周士第遂未向党组织请示就随这个同乡去了南洋,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
后来周士第对这段经历深为反省,建国后在写《自传》时如此剖析了自己:“主要是自己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产生悲观情绪的表现。”这就难怪了,当初南昌起义失败后的离队也可以理解了。周士第抓住了人生中的前三个重要历史机遇,而在第四个重要历史机遇中掉了链子,只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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