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儿子 胡蝶整容前后照片对比 胡友松不是胡蝶的女儿
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李四光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
同舟共济,风雨相伴,从1924年到1966年,郭德洁伴随着李宗仁走过了四十余年风雨历程。
对于李宗仁抛下李秀文和郭德洁结合,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胡友松说:这是事出有因,决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种简单的喜新厌旧。
李宗仁与郭德洁结婚后,李秀文是心甘情愿地退居在后,她知道李宗仁应该有一个更适合他在政界发展的得力助手,所以,就默默地把她和李宗仁的亲骨肉李幼邻抚养成人。
郭德洁陪同李宗仁回到大陆半年后就因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很是悲伤痛苦。他多次向程思远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他说自从郭德洁离开他之后,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
胡友松,1939年出生于南京,幼名若梅,是影星胡蝶的私生女。1959年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
洞房花烛之夜,她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好就足够了。”
胡友松睡在自己的卧室,每天夜里,李宗仁要从他的卧室轻手轻脚地溜到她的身边,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摸摸她的额头,替她掖好滑落的被子。一贯神经衰弱的胡友松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半夜来吵。他笑着答应,果然没有再听到他的动静。原来,他从此光脚不穿鞋,生怕响动吵醒她。
有一次,胡友松肚子疼,他说吃四两南瓜子,可以消痛。胡友松说,四两那么多,怎么吃得下去。他微笑不语。
第二天早上,胡友松睁开惺忪的眼,整整一盘瓜子仁,放在床头。他说:若梅啊,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原先的那些无奈和顾忌,慢慢被他用细心和关爱融化,她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一个知心的人,那么疼她。胡友松发誓好好照顾他,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
1969年,李宗仁去世。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握着胡友松的手说:“别难过,抢救无效。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胡友松把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在周总理的批示下,她继承了李宗仁亡妻郭德洁的遗物。余下的岁月,她把李宗仁留下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
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的生活也一波三折。因为身份特殊,又处在文革期间,她备受艰辛,曾坐过牢,被下放劳动。
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她化名王曦,进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当了一名检验工,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后来她被调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直到1989年8月退休。
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时,胡友松去世,68岁,没有子女。有人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一声叹息。
2007年8月初,公安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分赴各省进行督导,我们被分配在山东组。月底,工作结束后,当地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去参观李宗仁史料馆,并拜访胡友松。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
据介绍,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胡蝶的女儿。1966年7月,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著名爱国人士李宗仁在北京结婚。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化名王曦,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1996年8月,台儿庄区的领导听说李宗仁遗孀仍在北京隐居,便赴京寻找。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胡友松高兴地接受了担任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的聘请,并将尘封夹墙30年的李宗仁珍贵遗物,全部捐献给史料馆。而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邻近史料馆的别墅里。
当我们到达时,胡友松站在门口等候,面带微笑地一一和我们握手。她说,“见到你们,既亲切又有安全感,我以前和你们是一个系统的。”原来,胡友松曾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该医院原属公安系统。一句话,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我们跟着胡友松,走进一楼宽敞明亮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正对门墙上的照片。照片中年轻时的胡友松,简直就是其母胡蝶的翻版,精美漂亮,楚楚动人。而眼前的胡友松,虽美人迟暮,却依然风度翩翩,面容姣丽,全然不像一个68岁的老妪。
当我们提出与她合影的请求时,胡友松(右三)热情爽快地答应了。照相后,她又和我们交谈了好大一会儿。她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最要感念的是周恩来总理。由于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才敢向我求婚,与我结婚。
“文革”开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和保护下,那几年的生活还算安全、平静。李宗仁辞世后,我受到审查,被送到干校劳动,也是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才回到北京。我们离开时,胡友松一直将我们送上车。对此,大家深为感动。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
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
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
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一看他明显的五官特征,尤其是那突起的颧骨,就知道是个南方人。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让我见的李宗仁吧。果不其然,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
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坐下来后,我在李宗仁和张成仁互相寒暄时禁不住偷偷打量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当时的李宗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年过花甲,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尼龙衫,下面穿着颜色较浅的好像是亚麻做成的裤子,虽然他坐下来以后人就显得更加矮小,但精神和气色倒还不错。
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明显地看出来他有常人所不可能具备的独特个性,显示出一副威武的将军气概。我心里想,大人物毕竟是大人物,尽管他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一和他接触,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就会不自觉地扑面而来。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这个大人物虽然不是我在电影和图书中看到和想象当中的那种浓眉大眼、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但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
据说他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日军的流弹曾经击伤了他五颗牙齿,后来还做过胃、胆切除的大手术,但仿佛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损伤过他的健康。此时他在我的面前非常健谈,还很直白地发表对事物的看法和个人的一些意见,我心里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实在,也不甘寂寞的好老头儿。这就是李宗仁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坐,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李宗仁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着菜,还说让我不要客气,按照西方人用餐的习惯是不应该用他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但他又解释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的吃饭习惯,这样才显得主人热情好客。
他还说,他在海外就一直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干吗要改掉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的好习惯呢。
我们听了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头儿,浑身上下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
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在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
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另外,由于单位人多嘴杂,是是非非的事情就特别的多,我感到自己终于修成正果,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别的不说,就单凭能在李宗仁身边工作,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更何况100块钱的高工资也是十分诱人的呀!我从内心里特别感激张成仁。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
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心里充满了好奇。
我知道,这样的红包一般都是到了过年或有喜事的时候赠送的钱,但我都这么大了,又没有什么喜事来临,这个大人物总不会送我钱吧?但那又是什么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好,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
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里休息,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
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
李宗仁很满意地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
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对于今后能否碰上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心里也没有底。
但既然话是这样说了,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他赶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
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在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接着,李宗仁又对我介绍书房里的摆设,我却没有完全听得进去。后来,程思远对我讲了一些有关李宗仁的婚姻和家庭的点滴往事,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在书房对我的亲吻非同寻常。再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又看了李宗仁的结发妻子李秀文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从中更多地了解到了李宗仁的家庭生活。
我再结合李宗仁亲口给我讲述的有关他的婚恋情形,再把从许多渠道得到的一些事情连贯一起,从中也就知道了更为翔实的故事。当初李宗仁抛下李秀文和郭德洁结合,也是事出有因,决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种简单的喜新厌旧。
李宗仁与郭德洁结婚后,李秀文是心甘情愿地退居在后,她知道李宗仁应该有一个更适合他在政界发展的得力助手,所以,就默默地把她和李宗仁的亲骨肉李幼邻抚养成人。
李宗仁偕同郭德洁一道出入各种社交活动当中,逐渐显示出个人的超人才智。当然,我没有见过郭德洁,她陪同李宗仁回到大陆半年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很悲伤,也很痛苦。他多次向程思远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他说自从郭德洁离开他之后,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
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程思远,不能眼看着李宗仁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在与张成仁碰面的时候,两个人偶然把话题谈论到这里,是张成仁出于好心把我推荐给了程思远,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到公开的那一步。这些情况也都是在日后与程思远交谈的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的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然是蒙在鼓里的。程思远见了我之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这才当即决定带我到李宗仁公馆里去。
在与李宗仁见了两次面后,李宗仁喜欢上了我,可我却茫然无知。就在第二次见面后,李宗仁亲自用专给他配用的红旗车,把我直接送回了医院宿舍。在我下车回头向李宗仁礼貌地告辞时,我看见李宗仁笑眯眯地冲我挥着手。后来,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告诉我:“德公那天特别高兴,在我们面前一直夸你好。”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得到李宗仁的认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
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考虑。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成?
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
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的话很少。
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
李宗仁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
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
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目前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今后自己的前途,想到如何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可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头子那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又并非等闲之辈,自己如若是跟了他,那下半辈子的命运将毫无疑问地重新改写了!
虽然李宗仁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他总不能一直沉陷在丧妻之痛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有权利在有生之年选择一份属于他自己所享有的爱!
对于李宗仁的历史,我当然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二的。当年的他,雄姿勃发,纵横疆场,叱咤风云,曾经在1938年指挥过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与来犯的日寇决一死战。
1948年,被迫下野时,他又曾临时充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亡国外……李宗仁的确是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现在赶上老年丧偶,日常生活没人照料,他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尽这份责任的呀!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间难以理清思路。半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刚打了一个盹,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地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
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
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
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
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1966年7月26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27岁的我和已经76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时,我和李宗仁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当中。我自信自己一定会和李宗仁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在一起配合好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其他方面。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婚礼的前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还为李宗仁和我颁发了结婚证书,并亲自把结婚证书送到我的手里,我看见证书上写有北京东城区区长戴庆元的签字和民政局盖的公章。由于婚礼就定在早已经整修一新的李公馆举行,许多事情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来办理,也不需要购置什么嫁妆、家具什么的,李公馆都有,其他的装饰呀、婚宴呀、人员服务等,都是公家来办,我根本就不怎么操心,只是一向爱讲究的李宗仁请来上海师傅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两套西装,说新娘子就应该穿着漂亮些。
结婚当天,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邵力子特订了三个大花篮,提前送来,装点在大客厅里,特别鲜艳,也十分显眼。刘仲容、黄绍、刘斐、余心清等十几个李宗仁的旧时好友都前来祝贺。
我们的婚宴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李宗仁是南方人,所以他一直喜欢吃广东菜,为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掌勺,大师傅烧得一手正宗的粤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可以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佳肴了。
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胃口也大开啊!酒宴办得十分丰盛,大家吃得也很开心。客人们一边向李宗仁和我不断地祝贺新婚之喜,一面饮酒叙旧,气氛热烈,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温馨无比。这一天的婚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在自己遇到更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就会仔细回忆我和李宗仁的婚礼场面,以此来安慰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强地活下去。
当天的婚礼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尽兴地陆续告辞。大家主要是考虑到李宗仁的身体,也就没有像年轻人结婚那样还要闹洞房了。我笑着一一与来宾们握手告别,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我这才感到自己很疲倦。我想此时的李宗仁肯定很困乏,就赶忙回到客厅。
想不到李宗仁还处在极度的亢奋当中,他一见我走过来,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今天因为多喝了两杯酒,一点也不困,他还说自从郭德洁走了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过了。接着,我就扶着李宗仁一道来到楼上的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房。
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礼貌地回敬道,那我称呼你“德公”吧。
洞房花烛之夜,我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好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