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四大名著之《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朝后期的一部有影响的神魔小说,它也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部古典文学著作。《西游记》属于讲史小说范畴,其起源或见于《西域记》和慧定《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或来自秦汉诸书和民间传说;其框架也有说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大概经过了历代文人的增删、调整和充实,到明朝后期才先后定型为现见的章回小说,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传世之作,家喻户晓,走遍万里。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西游记》,读了多少遍,至今尚未见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定,他在儿时,即在几个私塾求学期间,就已接触到其中若干故事片段了,比如他就曾在课桌板下玩赏孙悟空折纸。从此时起,他谈论了70多年的《西游记》。

毛泽东幼时在私塾读书时,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设法寻找各种书籍,大量诵读那些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歪门邪道”的杂书,主要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在读这些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分别打上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

他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或写文章,都能灵活运用,讲得(或写得)活灵活现。上课时,他听着听着,便偷偷地看起古典小说来。

有时,他还在课桌下面用纸做“菩萨”,“菩萨”全是书中的“舶来品”,如刘备、宋江、孙悟空……若干年后他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12页。)

毛泽东何时读《西游记》,另据萧三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非常喜欢旧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精忠传》啦,《说唐》啦,《西游记》啦,《封神榜》啦,后来就是《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他都读了又读。他读完经书之后,和别的小学生一样,把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又据李季《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的故事》(1951年版):“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旧小说,如像《西游记》啦,《精忠传》啦,《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这都是些非常有趣,又很有意义的书。差不多每个小孩子,对它都很有兴趣。可是,大人们和他的老师,都说这些是‘杂书’,禁止他们读。”

毛泽东的一生都爱读、常读《西游记》。屈小强在《〈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记载,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熟悉、重视《西游记》并学以致用

毛泽东是很熟悉、重视《西游记》的,并时常做到学以致用。几十年间,他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谈话、报告,甚至在诗词里,与书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分别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当的比喻、应用。

比如《西游记》汇集了我国元明大量的民间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马不吃回头草”等,我们经常能在他的文字、语言中发现这些。从这本《西游记》毛泽东评点本中,我们已经非常深刻而生动地了解了这一点。毛泽东真是把古典文学小说读活了!

早在少年时期求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开始娴熟运用《西游记》中的典故和语句。

据权延赤所著《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247页)记载:1917年毛泽东和萧瑜在“游学”途中,来到湖南宁乡县境沩山的密印寺。进到古寺内,他们被引入一间禅房沐浴更衣。洗澡时,萧瑜琢磨道:“拜佛和乞讨怎么是一回事?”毛泽东揶揄道:“都是不劳而食么。

”萧瑜摇头:“也许其中有什么深奥的哲理。”毛泽东仍不失戏谑:“倒是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萧瑜:“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说话?难道你母亲不信佛吗?就是儒学也是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呢!”毛泽东:“我也受过影响,所以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我还是赞赏玄奘带回600多卷佛经。他是唐朝人,现在还是家喻户晓,说明他不简单,很有成就。”

后来,该寺方丈应请求会见了毛泽东和萧瑜,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吃饭间,毛泽东和萧瑜互相补充着讲述了他们利用假期,决心步行湖南全省,考察社会的目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方丈打量他们那叫花子一样的穿着。“是的,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萧瑜说。

“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意气风发,器宇轩昂,“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自然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毛泽东不以为然,但能认真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佛教、道教和儒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是的,中国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在这里,“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一句出自朱熹《小学·右实敬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句出自《孟子·告子下》。玄奘(602—664),即《西游记》里的唐僧,通称三藏法师,俗家姓陈,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始人。

629年(唐贞观三年)私自违禁出玉门关西行,至天竺(今印度、尼泊尔一带)那烂陀寺,常与当地僧众辩论、学习,历时17年。645年(贞观十九年)携经返回长安(今西安),受到唐太宗的盛大欢迎。后专心从事译经,撰有《大唐西域记》。

由于其成就卓越,历经艰难险阻,自唐宋以后,民间多有将他的事迹描绘,演成多元体裁的文学作品,如元朝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初署名“吴承恩”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等。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毛泽东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句,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

1948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里指出:“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业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9页。)

“五体投地”,见玄奘《大唐西域记·三国》:“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禾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又,唐人译《楞严经》:“阿难闻已,重复悲泪,长跪合掌,而白佛舍。”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中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

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4年,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

’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试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1995年第9期,第12页。)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经武(中央驻西藏代表)、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和雷英夫等就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全区性的武装叛乱之事进行汇报。当汇报结束,毛泽东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请他们吃饭。

饭间,毛泽东情绪很高,分别给他们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不太吃药,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于是他破例干了几杯。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演义》,析《红楼梦》,讲《西游记》,评《水浒传》,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讲得大家如醉如痴。(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1941年7月1日,按照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中共中央把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指定担任该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范文澜负责编选一本国文选,还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中,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他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

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唐三藏即玄奘,因通称三藏法师而得名。唐三藏于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携经回长安,专心从事译经,20年间译出经、论75部,共1335卷,多用直译。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重视翻译工作时又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

另外,屈小强的《〈西游记〉中的悬案》一文里,在谈及《孙悟空:取经集团的灵魂与团结奋斗的象征》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唯若干文句有异。其中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翻译工作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这可能出自口述的原始整理。录此以资参照。

1964年2月13日,中国农历龙年春节,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多密多心经》,不到1000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1965年,毛泽东与王海蓉谈话。毛泽东问:“你们学校要不要你读圣经、佛经?”王海蓉答:“不读,读那些东西干什么?”毛泽东说:“要做翻译,搞外文,不懂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正确评价《西游记》的相关主要人物

首先是对唐三藏(玄奘)。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并不完全一样。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的住所院子里,接见了包括柯棣华大夫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据巴苏回忆:毛泽东在交谈时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

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故事。(《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他们是: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惠能,即慧能(638—713),唐朝高僧,出身穷苦,为禅宗“南宗”开山之祖,有《六祖坛经》。梁鸿,东汉初隐士,传说中的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

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沿着丰泽园中弯弯曲曲的小径在散步。他在冥思苦想: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几年前被世界称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提议国之一嘛!那么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为什么非要侵占我们的土地,非要挑起边界事端不可呢?(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第222页。)

不久后,毛泽东在西山军事会议(对印作战决策)听完时任外交部长陈毅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前后经过后,又引经据典地追述了中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从唐玄奘取经说到贞观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战,还说到了1398年帖木儿侵略印度。(《喜马拉雅山的雪》,上海《报刊文摘》杂志1992年1月28日。)

“贞观二十二年中印之战”,指公元648年,唐将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兵大破中天竺,俘国王等12000人。“帖木儿侵略印度”,指帖木儿帝国军队攻入印度,陷德里,大掠五日。

第二是对孙悟空。他完全是小说《西游记》中虚构的一个神话人物。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看望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他说:“要紧的是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关键是人才。要选派人来学。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文艺报》1990年12月15日。)

1956年,毛泽东读到了刊登于《西南文艺》杂志该年2月号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作者董思高)。作者认为,此作品“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

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8页。)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12—313页。)

1958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

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李锐:《“大跃进”经历记》,第289页。)

毛岸青、邵华夫妇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也表示:“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还有对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他与小说《西游记》中的如来并不一样。

1952年,毛泽东对西藏政府上层人物,善于运用佛教始祖的事例来启发教育他们。他说:“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人民日报》1977年9月23日。)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的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陈晋:《毛泽东和中国佛道教》,《瞭望》杂志1993年第8—9期。)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时,再次举了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他说,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关于释迦牟尼出家的年龄,历来有两说,一说19岁,一说29岁。(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第205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是讲破除迷信问题。在讲到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人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也是青年时候的事,不过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王子。(李锐:《“大跃进”经历记》,第289页。)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列有如下古今中外人物: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中,甘罗是战国末秦国大臣,12岁出使赵国。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官员,20岁任博士,写有《过秦论》、《治安策》等名篇。刘项即刘邦、项羽。韩信(?一前196),西汉初军事家。颜子即颜回,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红娘是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荀灌娘是东晋官员荀菘小女,年13岁杀出敌围,求请援军成功。白袍小将即薛仁贵。岳飞(1103--1142),南宋初将领,以抗金著名。王勃(650—676),初唐诗人,相传17岁写《滕王阁序》。

李贺(790--816),唐朝中期诗人。罗士信,隋末参加农民军,14岁就统兵作战。杜伏威(?一624),隋末农民起义首领,相传16岁就统率万人作战。周瑜(175—210),东汉末孙权部将,33岁指挥赤壁之战。

孔明(181—234),即诸葛亮,三国蜀汉大臣。孙策(175—200),东汉末据江东六郡。时年26岁。王弼,魏晋时期哲学家,20岁左右注解《易经》和《庄子》。兰陵王即高长恭,南北朝北齐贵族,少年英雄,勇冠三军。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他说:“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博士之实。”(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商务(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3页。)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班禅谈话时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又说:“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

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甄不贾:《毛泽东谈佛论禅》,《希望》杂志1992年新总第2期。)

鸠摩罗什(344—413),西域龟兹(新疆库车)人,通大小二乘,为后秦国尊为国师。

1970年7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他讲了一个迷人的,然而又非常难以听懂和记录的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

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

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说完,毛泽东大笑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0—71页。)

《启颜录》是隋朝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早佚,今有辑本。“奇特”何谓“骑牛”?因“特”在《玉篇》里的解释是:“特,牡牛也。”但此处“音貌奇特”,原意是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