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忠青岛 新党青年委员王炳忠:台湾未来在于中华民族复兴

小学时期并不懂政治,不知道那时(90年代后期)整个台湾的国家认同已发生剧烈的改变。直到1999年9月我上国中,才不知怎么地突然开了窍,通过和爸爸一起看“总统”大选期间的政论节目,对民进党操作族群、“台独”议题骗票的手法有了基本认识。

后来陈水扁当选,校园里开始弥漫一股“去中国化”的风潮,好像搞“一边一国”就是流行,就是“进步”的。我爸爸来自台南乡下的本省贫穷家庭,只有初中毕业,但他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怀及正义感,这种性格感染了我。

那时我便开始写日记、开个人网站评论政治,藉由网站第一次和大陆、香港及海外的华人交流,实际体会到在台湾之外还有很多炎黄子孙,和我一样是中华儿女,那种感觉就像触电一般,永生难忘。

我爸爸不讲表面的礼貌规矩,但灌输给我鲜明的是非观念,教导我一旦受欺负,就要勇敢地讨回来;看到别人以强欺弱,也要挺身而出扶助弱者。这种“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的精神,和新党的个性是一样的。2004年台湾大选前发生319枪击案,我当时已进入建国中学就读,凭借一股热情投身抗争,也第一次接触到新党的朋友,感觉他们比国民党有战力得多。

但是,我并未刻意去加入政党,也没想过会从事政党工作。直到又过了几年,才在因缘际会下再次接触新党,并经朋友介绍,为2008年新党参选“立委”做助选义工,并在之后帮新党电台主持节目。

马英九当选后,国民党一度如日中天,但马英九却连一句“我是中国人”也说不出口,还处处迎合绿营的意识型态。也有人劝我应加入到国民党里发展,但想到必须压抑、隐藏自己的中国心,搞得软趴趴的样子,我实在做不来。且国民党至今仍官僚得很,光看现在各派内斗的局面,“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这样血气方刚的性子怎么待得下去?

号称自由开放的台湾社会,难道一点“中国人的声音”都容不下?拼着这口气,我正式加入新党,在郁慕明主席的邀请下到党部担任助理。本来我只想做个媒体人,并无加入政党工作的企图,但比起时下媒体炒短线议题,小小的新党反而能在关键时候翻转时势。我想,因为新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郁主席为人大度处事谨慎,所以才能有这样的“软实力”,也给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培养胸襟、累积历练的机会。

我目前在新党主要负责文宣、媒体联络及青年组织工作,偶尔也会上电视节目宣扬新党理念。看如今局势,民进党也开始寻求与大陆交往,新党所坚持的道路并没有错!我们会继续努力唤醒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为将来两岸的统一、民族的复兴减少险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2. 在台湾,目前与您持相同理念的年轻人好像不是很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此外,台湾的年青一代怎么看待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有识之士向来是少数,多数群众本来就是“西瓜偎大边”(台湾俗语,即附势之意),需要领袖去引导他们。当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才几十人,黄埔军校也仅依靠微小的硬实力统一中国。我曾经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无意间看到一句话:“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民进党可以一步步使非主流的“一边一国”思维变成主流,我们复兴中华的声音为何不行?

而且我也陆续认识不少持相同理念的年轻人,只是因为大环境是偏安思维当道,他们隐藏在各地,无法集结起来,所以声音显得微弱。我尤其觉得自己是本省人,爸爸来自台南,妈妈来自台北万华(艋舺),都是很本土的地方,所以能够没有外省原罪感,大大方方地说出我的理念。且我这样的本省80后青年,没有国共情结的羁绊,更可以毫无包袱地去为两岸做些事。这样的身份弥足珍贵,使我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对不起上一代苦难的中国人。

台湾多数年轻一代对两岸关系无感,知识分子、文艺青年多沉浸在肚脐眼以下的“私领域”,失去上一代感时忧国的传统。相信台湾能“独立”的少之又少,但多数人不愿面对统一的问题,对大陆又有一种奇妙的自卑及自傲混杂的心态。不过随着台湾经济景气愈来愈糟,相信年轻人首先会发觉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虽很难在短期内重建中国认同,至少都会不得不地去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不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