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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洪金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2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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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生死存亡,当然要靠战场上的博斗.但是,战争不是简单的角力,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未有军心.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生死存亡,当然要靠战场上的博斗。但是,战争不是简单的角力,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未有军心、民心涣散而能最终战胜敌对势力的。对垂危的太平天国说来,《资政新编》就是冀图力挽狂澜的一次重要尝试。

可惜,1861年2月后,洪仁玕的权力一再削弱,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即使在他握有较大权力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也没有切实推行。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挽救太平天国的方案被搁置了。

友:这是个人未能充分施展救国抱负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袁:确实如此。当时,真正比较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就数他和容闳了。他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在那里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容闳则是在美国系统地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后,于1855年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国的。他曾寄希望于太平军,1860年11月他访问天京,与洪仁玕讨论了推进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

容闳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这个以现代思想为主导整顿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建议,与《资政新编》是互补的。

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译本第六点是:"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61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

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同中国近代不少历史人物一样,洪仁也有好些陈腐不堪的言论,但瑕不掩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能写出《资政新编》那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著作是了不起的。

友:也可以救大清?

袁:当然可以。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编》的刻印本后在日记中写道:"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

……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廿二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这是来自敌方统帅部的评论,钦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意思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资政新编》是结合实际学习西方的佳作。赵烈文所以承认太平军中有出类拔萃之士,在于他敏锐地看到如果自己的对手按照这条路向前走,必将战胜自己效忠的那个腐朽朝廷。

清政府所染痼疾,不但性质相同,而且有些方面更为严重。《资政新编》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解决军民阻隔,促进社会进步等一系列建议,大体都适用于清政府统治地区,而且后来的洋务运动按其思想高度说,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

例如,那些官僚们哪里有依靠"富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又怎么会赞成和支持私人办"新闻馆"作为传播信息,监督官吏,战胜腐败的重要工具呢?而这些差距正埋下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根由。如果清政府按照洪仁玕和容闳建议的精神去办事,大清恐怕就得救了。

友:史学界通常认为《资政新编》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个不足由《天朝田亩制度》解决了,这两个纲领是互补的。你认为怎样?

袁:两个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互补?!从学术界流行的观点看,我倒感到这里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出现了某些误区。史学研究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二要以史为鉴。两者都必然受到史学家主观世界状况的影响。我认为有些流行观念已经成了人们正确评价中国近代思潮的障碍。

一是盲目歌颂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天朝田亩制度》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就是应该歌颂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于是,从洪秀全的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乃至孙中山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诸如此类的思想都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

可是,概括中国大部分史家的意见。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

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有重大影响呼唤历史风云的人物却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有过多的疑虑,他们不但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呜锣开道,反而企图用他们所发明的种种空想去限制和取代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

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现象?是应该赞扬这些历史人物勇于抗拒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一面,抑或应该批评他们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怯懦?我想,揭露他们的软弱和怯懦,恐怕更符合历史真实。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这么一段话:"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

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

这些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让时光倒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顽固派以外,从洪秀全至康有为、孙中山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空想和诸如此类的现象难道不是更显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软弱吗?

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状况之所以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赞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它受市场法则支配,以赢利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杠杆。但洪秀全追求的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暧矣。

"《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以此为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只能是除了"上主"以外,谁也不关心经济的发展,生产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失去了内在的动力。

言不及利,人人不受私,道德自然无比高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却是无法避免的。在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期,公有制的建立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历史要求,为什么要盲目地歌颂呢?何况即使在建立了公有制以后,平均主义也只能令人们吃尽苦头。这类恶果我们还没尝够吗?! 另一个误区是不加分析地歌颂群众的盲目造反行动。

人民群众应该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等于从概念出发,对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作为一概予以肯定,甚至不惜溢美,拼命拔高,仿佛非此不足显示革命思想的纯正和坚定。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古代,无论中外都没有什么农民的思想体系。道理非常简单,任何思想体系即完整的理论的创立都必须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较高的知识素养;而在古代社会,农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农民领袖要冲决思想罗网极为困难,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谈何容易。因此,历次的农民起义曾经提出过反映自己利益的基本口号,如"均田免赋"等等,但没有创立系统的理论。

洪秀全活动的年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特别是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基本状况未变;他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不高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密切,但创建系统理论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上面已介绍过他的诗文的基本内容,你看像不像一个"革命农民的思想体系"?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无论出自多么善良崇高的愿望,恐怕也无法改变客观存在。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风云人物是非功过的准则应该是一样的。来自哪一社会阶层不能成为褒贬的根据。重要的是必须认真审视人们的言行是促进还是妨碍了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是有助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曲意回护与深文周纳同样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亵渎。正因如此,我说了一些洪秀全的不是,老弟不会见怪吧?

按后果说来,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多年,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非常严重。1863年,左宗棠行军途中亲眼见到:"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

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85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据现有资料看,当时的破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战后的情况怎样呢?请看1875年的事实:"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

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38年。

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有位杰出的中国人口史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

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

互相厮杀,中国人死了1/4强。真是兵凶战危,触目惊心!不能把任何造反或群众的盲目破坏行动都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不少鸿篇巨著似乎没有划清两者的界线。流风所及,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

要申明一点,晚清民变蜂起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并无全盘否定之意。但史家理应全面分析其前因后果,让后来者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千万不要给人留下一个错觉,以为任何破坏都是革命。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们难道不应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敲几记边鼓吗?